《艰难时代的传歌者》- 郭德茂

《艰难时代的传歌者——王洛宾评传》

 作者: 郭德茂

自序:

       今年12月28日,是音乐家王洛宾的百年诞辰纪念日。

  不少人想了解王洛宾的故事,但是即使知道王洛宾的故事,比如他的“大事记”,他到过哪些地方,写了哪些歌,有些什么故事,但是你未必就能理解这个人,理解他的思想感情!我接触过王洛宾,我和他有深入的交谈。当时我是一个青年,说到交谈,我更多的只是一个“旁听者”、“见证者”,他交谈的主要对象是和他有相似人生经历的贺维铭。贺维铭是诗人、作家,兵团文联秘书长,文革后第一个写王洛宾的就是贺维铭,他写的《拼将头颅写作歌》第一次用报告文学的形式写了王洛宾,发表在文学刊物《绿洲》上。王洛宾对我俩坦开心扉,讲了他内心深处的一些真实想法和一些真实的历史事实。

  我觉得我理解了王洛宾。这不仅是王洛宾袒露了他的心扉,更重要的是我的人生阅历、我的知识和学养使我能够理解他。我不仅仅知道了他的一些故事,一些创作的“本事”,更重要的是理解了这个人!他和他的时代,这个“艰难时代的传歌者——王洛宾”!在我的心里,他是一个音乐家,也是一个充满诗意的诗人,一个知识分子!20世纪,在中国做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何其难!而王洛宾,终于在艰难时代中很好地给自己画了一幅像,画的很不错!——他的相貌,就是这段历史对他的塑造!

  我读过他的几本传记作品,包括他儿子王海成写的。我觉得这些作品都有价值,但是都没能揭示出王洛宾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写作仅仅告诉了读者王洛宾的经历和一些故事。我觉得我有必要写这部传记作品,在准确记述王洛宾的人生履历和故事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揭示王洛宾的精神世界!甚至不仅仅是记述一个人,揭示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而是想通过王洛宾,记述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和他们的“时代精神”——文化在他们身上怎样呈现!王洛宾只是一个代表。

  我喜欢历史著作。中国写人的作品,我赞赏司马迁的《史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近几十年写人的作品,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写得不错。它们是我学习和追摹的榜样,我做到了多少?由读者批评。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我力求简练,力求雅俗共赏,力求给大家奉献一个完整的、立体的、有深度的王洛宾传记。之所以叫“评传”,其中自然包含我对他的理解和评述。王洛宾说他希望他的歌能唱五百年,而我希望我写的他的传记能与此相表里。我做到了多少?能否做到?也由读者批评。

谨以此纪念王洛宾诞辰100周年!

写在前面的话:

  王洛宾,中国百年音乐的标本,不止是音乐的标本,更是一个作为知识分子的音乐人的人生历程的标本。这个标本联系着民间和庙堂,舞台和监狱,草原和京城,苦难和辉煌,耻辱和尊贵,贫寒和富有,爱情的难得、失去与滚烫得让人难以承受的彷徨……

  王洛宾是一支歌,一支用苦难和坚守理想写成的人生之歌。王洛宾的歌歌唱别人,有一百个人就有一百支歌。这歌里有五朵梅、有卓玛、有像那“高高的白杨”一样的吾甫尔江,有撒阿黛,有那沙枣树下头插红花唱歌的老奶奶,有三毛……“我的很多成功作品,往往不是在幸福中创作,而是在痛苦中完成的。”王洛宾如是说。他仿佛是一个从古代漏网而穿越到今天的行吟诗人,流落到我们的时代,流落在民间,为我们歌唱,歌唱他的见闻,歌唱他的情感,以及透过音符对人生的洞见。他的歌写了别人,其实也就是写了自己。

  他不仅是写了自己,他写出了一种人,一种被文化陶染了的人。有理想,有知识,有良知!在艰难时代,他本可以背叛理想、知识和良知,起码可以少受很多苦,然而他做不到,甚至不愿意那样做!所以注定了他的道路是坎坷曲折的,他的痛苦和坚持是代价沉重的!然而就是在他最辉煌的生命晚期,也似乎无人真正理解他的内伤,他的孤独和尊贵,他的真正的“成功与辉煌”。——“完成了!或者还没有做完。”他的说法带有多少”度过人生历程”的欣慰和对生命悲悯的忧伤。每当我想到王洛宾,就想起司马迁!这是一种怎样的文化联系?他给我们的精神和文明又留下多少丰富而又沉重的思考?如果说司马迁是通过《史记》完成了自己,那么王洛宾则是通过那满捧珍珠般的歌曲完成了自己。无论是《史记》,还是那些歌曲,都是用血泪铸成的精神瑰宝。

  我要写出真实的王洛宾,写出人们没有理解到的王洛宾。我要努力尽量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当然,那也是我心目中的王洛宾!

第一节 引子

  “226号——”

  “是。——哦,不对!到——”王洛宾大声地回答。

  “你怎么搞的!是不是老糊涂不会回答了!”监狱值班干部大声训斥!

  “对不起,对不起!”王洛宾赶紧小声地赔不是。

  “我这是在哪里?”王洛宾一身冷汗,从被窝里“腾——”地坐起来。他还是迷迷糊糊,我这是在哪里?是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还是在共产党的监狱里?我不是刚从北京举办过“王洛宾音乐艺术生涯六十周年音乐会”回到乌鲁木齐吗?怎么我还在监狱里?

  他拉开床头的台灯开关,揉着眼睛仔细观察。这不是监狱,这确实是自己家里。这里是乌鲁木齐幸福路第五干休所8栋2单元6号自己的卧室呀。王洛宾想了一下,今天是1995年11月15号,再过一个多月就是自己的生日,就83岁了。

  王洛宾清醒了,他怎么也睡不着了。靠着床头躺了一会儿,他看了一下表,是乌鲁木齐的5点半,外面一片漆黑,四下里一点声音也没有。王洛宾索性不睡了,他穿着睡袍坐在写字台边,铺开白纸。写什么呢?该着手总结自己的人生了,给感兴趣的人们留下一份真实的人生履历。

  他的笔在纸上沙沙作响。夜深人静,墨水很有力气,有足够的力气流淌眼泪……

  王洛宾1913年12月28日出生在北京城东城区艺华胡同一个职员家庭。这是一座灰色的四合院,在京城里普通得不能再普通。几间瓦屋,一棵树,构成了这个小院的大致轮廓。

  王洛宾的爷爷名叫王绍先,是晚清末年的街坊们天天都照面的民间画匠,正阳门上的油漆花卉就是他的手笔。为着养活一家老小,跟着时代转,给人照相,在街上摆个摊给人画像,当然顾客绝大部分都是来为死者画遗像。看惯了那些悲戚的面容,也听惯了死者亲人的低声抽噎和倾诉,这画匠感知到苦难和快乐的内在联系,他留给家人的最有意义的话是,“只有真正懂得悲哀的人,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这话他传给儿子,儿子传给王洛宾,王洛宾又传给自己的儿子。某种意义上说,这成了王家的家训!

  王洛宾的爸爸叫王德祯,聪慧好学,后来成了职员,准确地说是管账先生,靠他的薪水能基本维持一家老小的生活。王洛宾的母亲则是一位健康能干的家庭妇女,洗衣做饭,相夫育儿。

  生在这样的家庭,对一个孩子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没有多少“资本”,未来的路要靠他自己,靠他自己去闯,去开拓。意味着他有无限的可能性。向上,可以在京城里爬坡,混个不错的身家;向下,也可能成为油子、混子,潦倒一生。而王洛宾走的是向上的路,但又不是升官发财的路,是时代给他铺设了一条艰难的路。他在这路上踽踽而行,没有向下,爷爷的训导和爸爸的谨重发挥着潜在的作用。

  王洛宾的原名叫王荣庭,洛宾是他的字。在那个俗气的名字里,我们可以看出家族对他的希望,里面也暗含着给他指出向上一路的积极意义。王洛宾嫌那名字俗,后来就索性以字为名。为什么是洛宾呢?据说王家早先是从洛水、洛阳来到北京闯生活的,而且这个名字有诗意,希望成为洛神的上宾,就像才高八斗的曹植曹子建那样。

  王洛宾的上面已经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但只有男孩才可能光耀门庭的旧有观念,使得王洛宾的诞生还是给这个普通的市民家庭带来喜气。

  王洛宾的爸爸虽是个普通职员,但和王洛宾的爷爷一样,喜欢新事物,追逐新时尚。他爱好音乐,喜欢听昆曲,唱京戏,还会演奏多种民族乐器,什么二胡、京胡更是他的拿手家什。不过在京城,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也就显不出什么特别。

  如果说家庭给他什么文化的、艺术的熏染,使王洛宾走上音乐道路,不如说,家庭的不甘落后、积极求新的文化特征对王洛宾影响更大,更直接。而爷爷和父亲手把手教王洛宾读书、写字,十几岁时就教他读《大学》、《中庸》,把中国文化的传统传给他,这对他的影响很深。王洛宾记忆最深刻的是“礼、义、廉、耻,国之四维。”

  王洛宾被“抛”或者“落”或者“带”到了这个世界,这个家庭,开始了他的漫长人生。

第二节 幼年和童年的音乐

  是谁把王洛宾引上了音乐道路?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真有难度。很小的时候就听父亲拉京胡,唱京戏,这算不算?很小的时候听母亲唱儿歌,这算不算?

  谁跟我玩打火镰

  火镰花,卖甜瓜

  甜瓜苦,买豆腐

  豆腐烂,摊鸡蛋

  鸡蛋鸡蛋磕磕

  唱到这,母亲就拉着王洛宾的两只小手手,用自己的头来轻轻地摩擦儿子的头。这是王洛宾对母亲最深刻的记忆,一直到老他都给人讲这幼年的情景。

  很小的时候,王洛宾就喜欢听街市上的叫卖声:

  豆汁来——,豆…汁——

  冰糖…葫芦——,酸酸…那个甜…甜——

  磨剪子来——,戗…菜刀——

  十来岁,王洛宾爱看天桥说唱河北大鼓书的张大爷表演。他一边敲着一个小皮鼓,一边在三弦的伴奏下演唱,还是一会儿说,一会儿唱,说得动人,唱得精彩。在幼小的心灵里,张大爷那真是多才多艺最有文化的人。王洛宾最爱听他唱《刘琨夜半胡笳退鲜卑》,那说的是镇守北方重镇的晋朝名将刘琨,怎样用“胡笳落泪曲 ,羌笛断肠歌”来瓦解敌人斗志,使之退兵解围的故事。

  这些声音,在幼小的心灵里就是音乐,他也感知着音乐的巨大作用。这算不算启蒙?

  父亲在美国人开办的一座基督教堂里任职,经常带小小的王洛宾到教堂去玩。这自然而然地让儿子接触到了宗教音乐。那优美而又庄严的赞美诗,同样深深地感染了王洛宾。

  该上学了,王洛宾先后在京师八旗子弟小学和北京通县潞河中学读书。潞河中学的体育教育很有名,王洛宾在这里的体育锻炼使他有了强健的体魄。

  王洛宾的哥哥去朝鲜的釜山谋生,两个姐姐都嫁得远,大姐嫁到了昆明,二姐嫁到了哈尔滨。母亲总是摸着王洛宾的头说,“王家的人历来东奔西走不安分,以后你长大了,还不知要跑多远呢!”

  ——知儿莫如娘!这是担忧、痛惜,还是依恋,鼓励?或者竟然就是语谶?

  潞河中学是一所教会办的学校,学生入校时都要受洗,王洛宾也接受了洗礼。他还参加了学校的唱诗班,在那里懂得了和声。他的歌声很好,当没有女高音的时候甚至让他用年轻的声音来替代,而王洛宾模仿女声,还真像那么回事。但是就是这样,王洛宾对基督教的理解,也还是停留在美妙的音乐阶段,并没有进入他的灵魂,随着后来的人生经历,基督教离他越来越远,应该说他一生都不是基督徒。这也是很带有戏剧性的一件事。

第三节、 雏鹰试飞

  仿佛是有着闯荡的基因,其实也是有综合的因由,在16岁的时候,王洛宾就试着往外闯,他向往外面的世界,想体验长大了的快感,体验可以独自行走认识世界的新鲜感。所谓综合的因由,一是确实哥哥姐姐都往外闯,二是母亲和家人不经意的话却好像给了他某种心理暗示,三是这个年龄的青年都有的冲动。

  王洛宾的二姐在哈尔滨,姐夫时任南满铁路的总翻译师,经济条件很好。二姐回家时,给家人讲哈尔滨,那里的冰雪,建筑,还有“俄国老毛子”整天唱歌跳舞,好听的歌唱也唱不完,好看的俄罗斯舞蹈跳也跳不完。。这激起了王洛宾无穷的遐想,他感觉那仿佛是一个童话世界,有一种异域的神奇色彩。当他假期里知道二姐要生孩子需要照顾,又怕家人不让他去,他就不打招呼直奔哈尔滨的二姐。这可急坏了家人,直到二姐写信回来,家里才知道王洛宾的下落。

  王洛宾喜欢哈尔滨这座城市。更重要的是王洛宾在这里遇见了塞克,迷上了吉他。

  塞克,1906年人,生于河北霸县,比王洛宾大7岁。他以青年诗人的姿态出现在早期文坛上,然后在上海参加了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因演出《南归》一剧而名声大振。青年塞克还在上海美术学校学画画,他的两幅作品也很有影响。一幅是1927年创作的《追寻》,“画面上是一个长着翅膀的心,心上穿着一支箭,心在飞着,一边在滴着血,底下是波浪滔天的大海。”一幅是1929年创作的《归来》,“三四尺高的大油画,画一个在全黑的背景下,好像从空中掉下来一样,一个膀子露在外头,胸也裸露一点,手里提着骷髅……”画面上还有一行字:“我没有带来任何东西,只有人世的悲哀。”由于塞克是进步青年,由于剧团受到保守势力的阻挠和破坏,塞克断了生活出路,经朋友介绍来到哈尔滨,恰好和王洛宾二姐家住在同一个大杂院里。

  王洛宾和塞克整天泡在一起。王洛宾视塞克为有名气的大哥哥,塞克视王洛宾为聪明的小弟弟。塞克多才多艺,他在“哈尔滨青年会”作吉他教师,他的吉他演奏深深地吸引着王洛宾,王洛宾就是在这个时候跟着塞克学会了弹吉他。

  塞克热情奔放,充满诗意,他的进步的思想,饱满的热情也感染着王洛宾。王洛宾和他在松花江边弹吉他,欣赏那滔滔流淌的江水。在具有俄罗斯情调的大街上散步,去欣赏索菲亚大教堂。他们一起聆听人们唱俄罗斯歌谣,王洛宾尤其喜欢广为流传的柴可夫斯基的《吉普赛女郎之歌》:

  野火在迷雾中闪耀

  火星熄灭在空中

  当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们分别在桥头

  夜晚就要过去了

  黎明来临

  我的爱人呦

  我将随着一群吉普赛女郎

  走向远方

  王洛宾和塞克一起弹着吉他,唱着歌,心中充满激情和向往。王洛宾甚至大胆地为塞克的短诗《紫色的云》谱曲,受到塞克的肯定和赞赏。这是人们所能知道的王洛宾最早的谱曲实践。

  过了近十年,际会又使王洛宾和塞克在大西北相遇,他们一起成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文艺工作者。那是后话。值得一提的后话还有,塞克成为剧作家、诗人、导演,是抗日救亡歌曲重要的词作者。他1938年去了延安,后来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教授,又任延安青年艺术剧院院长。他还是延安“著名四大怪”之一,毛泽东请他去交谈,他说他不愿意在哨兵眼皮子底下走动,说自己进不得衙门。1949年后他在东北文联工作,后来又在北京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顾问。由于他不羁的思想和情调,他一直是以一个“边缘人”的形象立足于社会。正如一段著名的塞克评论所说,“ 塞克一生都在追寻理想之实现,一生都在极力把他的热情与才华奉献给革命与艺术,然而他一生都不被秩序社会认同。也许,在他的意识中并不反叛所有的秩序社会,但是在他一生经历中,他都是以反叛者或者’ 边缘人’ 的形象立足于社会的。 ”几十年后,劫后余生的王洛宾回到北京,他去中央戏剧学院看望病中的大哥哥、老朋友塞克,塞克已经不能说话,只是坐在轮椅上紧紧拉住王洛宾的手。王洛宾轻轻地在他的耳边唱起那首17岁为塞克谱的曲子《紫色的云》,塞克的眼泪缓缓地流淌。塞克于1988年病逝于北京,终年82岁。他属于另一个故事,具有另一种悲剧性。

  塞克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王洛宾的启蒙者。

第四节:正式学音乐

  哈尔滨之行,使王洛宾有了音乐的理想,他想从音乐方面来发展自己的才华。

  中学毕业后,1931年夏,王洛宾考入了北平师范大学音乐系。

  为什么不考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大学呢?因为那里的学费太高,每年都需要交几十块大洋的学费,而王洛宾的家境并不富裕,交这学费是个负担。再说了,上师范大学不仅不用交学费,还会发放生活补助费,并且当年全社会的文化程度低,毕业了出来当教书先生,是一份很受人尊敬且收入不错的职业。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也为了将来有一份可靠的稳定职业,王洛宾在家人的劝说下报考了师范大学的音乐系。

  当时,北平是一片新文化气象,蔡元培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倡导已经开始开花结果,北京、上海等地的大学都有了美术科系和音乐科系,艺术教育正蓬勃发展。

  大学期间的学习,对王洛宾的一生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声乐老师霍洛瓦特夫人,其次是讲授《世界民谣》的柯正和老师。

  霍洛瓦特夫人是优秀的女高音歌唱家,毕业于巴黎音乐学院,他的花腔女高音嘹亮婉转,响遏行云。他还弹得一手好琴,钢琴在她的手里,好像是魔术师的口袋,可以瞬间掏出你想象不到的无数美妙东西。霍洛瓦特夫人至少已经有六十多岁了,但姿态非常优雅,平时不管用与不用,都手提一把小阳伞,走起路来挺直胸脯,目中无人。她上课更是严谨,一招一式都严格按照古典范式,不得有一丝马虎。她的牙齿已经掉了,安上了假牙,为了给学生演示高音,唱到最高区时,她用食指按住义齿,防止它脱落,怕影响演示。她只带几个学生,王洛宾是她最喜爱的学生,他说王洛宾的音色好,有发展前途。

  没有想到的是,而且更重要的是,霍洛瓦特夫人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姑姑,她的全称是霍洛瓦特?尼古拉?沙多夫斯基伯爵夫人。有人称她沙多夫斯基夫人,她也答应,但对她瞧得起的人,她就会纠正,说“你应该叫我霍洛瓦特夫人”。苏联十月革命后,尼古拉二世一家被枪杀,霍洛瓦特夫人在这之前逃到北京,算是躲过一劫,她在北京以教音乐维持生计。

  霍洛瓦特夫人不会讲汉语,只会讲俄语和法语,为了上好他的课,有的学生还专修法语。王洛宾想,她是俄国人,俄语更好,我要上好她的课,何不直接学俄语呢?王洛宾原先已经有点俄语基础,于是王洛宾选修了俄语,他每周三次骑着自行车到北京大学去上俄语课。学歌唱本不需要多少语言的指导,老师的示范和手势指点已经不错,但学习了俄语,王洛宾和霍洛瓦特夫人的交流就更容易了。

  除了在音乐上指导王洛宾怎样发声,运气,吐词,演唱时的神情、姿态、手势应该怎样,闲暇时间,她还给王洛宾讲很多别的事。比如布加乔夫的农民起义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被送上断头台。俄国的十二月党人是些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还有苏联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等等。她对十月革命当然是反对的,但对十二月党人,对布加乔夫,却又表示了明显的理解和同情。她还讲了一些俄国和法国的宫廷故事,讲俄国的画家、音乐家列宾、穆索尔斯基等等。由于她的介绍,王洛宾到图书馆借来很多这方面的书籍阅读,使他对外面的世界有了更多了解。世界原来那么大,那些思想和情感居然那么深广、博大……

  让王洛宾最直接的感受和联想是,一个贵不可攀的皇帝的姑姑,居然能沦落到靠给人教唱歌来挣钱度日,而她又努力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和高贵。这该有多么坚韧的毅力和内心强大的支撑。这种高贵又是自然而然地由内向外的散发和扩张,不是装出来的,也不是可以诋毁的。你可以消灭它,但你无法蔑视它的存在。王洛宾从霍洛瓦特夫人那里深深地体会到什么叫高贵,叫优雅,叫美的追求。

  此外,在王洛宾的一生里,霍洛瓦特夫人还是一个标杆,一个参照,每当他在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在痛苦得活不下去的时候,只要想起了霍洛瓦特夫人,王洛宾就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人生的命运可能大起大落,那是人自己难以控制的,而坚守真善美,坚守做人的尊严和意志,才是真正的高贵品质。霍洛瓦特夫人就是这样的标杆。直到改革开放后,王洛宾在一本古典诗集中读到南朝诗人鲍照的诗“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他才真切地、理性地感知到霍洛瓦特夫人和鲍照以及与自己的相似与不同。不管是贫贱之人还是富贵之人,在“孤”的时候能做到“直”,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而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

  有的人只看到王洛宾与民歌和民间的联系,其实不仅于此,他的正规的音乐教育,他对中外优秀传统和高贵文化精神的理解,更是王洛宾音乐成就不可或缺的另一面。否则难以解释他精神的源泉在哪里,他写的歌为什么具有人类高贵的文化品质,能够在精神层面抵达崇高和优雅,摒弃低俗和平庸,能够被不同阶层的人们所共同喜爱。

  这个叫王洛宾的小伙子很帅气,音色很好。为了上好课去学俄语,而且学很快,很不错。或许霍洛瓦特夫人还看出他有善良和勤奋等等好的品质,是个值得期待的青年。她很器重王洛宾,多次单独把他叫到自己的居所给他上课、指导。——于是她对王洛宾讲,学师范只能当教师,对你来说是浪费。你应该到巴黎去,只有到巴黎去学习,经过严格训练,才能成为音乐艺术家。你有音乐家的天分,你应该成为音乐家,成为著名音乐家,而不是教音乐的中学教师!

  于是,去巴黎,就成了王洛宾的梦想。

  霍洛瓦特夫人点燃了王洛宾成为音乐家的思想火花,打开了他的思想之窗,这算不算也是一种启蒙呢?

  此时王洛宾最喜欢唱的歌,就是霍洛瓦特夫人教给的格林卡的《北方的星》:

  一座高高的楼 里面房子紧相连

  在其中有一间光线最明亮 里面住着未婚妻

  她比谁都可爱 好像北方的星 比群星更辉煌

  她在痛苦里怀念远方人

  她那一颗颗的眼泪 滴落在她订婚的戒指上

  未婚夫出门去 到那遥远的地方

  王洛宾的钢琴老师叫谷布克,德国人。给他教作曲的老师是汪德昭,是留学归来的。讲授《世界民谣》课程的老师是柯正和,台湾人,是从日本学成归来的。

  王洛宾唱格林卡、达尔戈梅日斯基等俄国音乐家的作品,唱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作品,也喜欢唱柯正和老师印发给大家的《世界民谣》中的民歌作品。正是柯正和编写了我国第一部音乐大词典,他上课用的教材就是日本春秋社编印的两本《世界民谣》,那里面收录的各国民歌有200多首,其中也收录了柯老师提供的台湾民歌。王洛宾发现,大陆的民歌很少,因为似乎无人去整理把它谱成曲。王洛宾当时心中就闪过一丝遗憾的念头。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学校的教学已经不很正常了,一会儿上课,一会儿不上课,王洛宾和大家一起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搞抗日救亡运动。第二年他还和同学们一起参加南下请愿团,到南京去请愿。

  三年级的时候,王洛宾和他的师兄曹试甘一起举办了专场独唱音乐会,是在北平协和礼堂举办的。曹试甘弹钢琴伴奏,王洛宾男高音独唱,当时的票价是三毛钱,这是不低的价钱;而且花钱听大学生唱歌,观众还很多,有四百来人,这说明了王洛宾的音乐天赋和才能。

  四年级的时候,王洛宾大胆地为新月诗人徐志摩的诗歌《云游》谱曲,作为毕业作品。词曲被刻印出来,广为传播,这是王洛宾的歌曲创作首次发表。毕业的演出中,王洛宾就满怀激情地演唱这首歌,受到了热烈欢迎。那时,他向往的云游,就是云游音乐的圣城法国巴黎。

  《云游》(徐志摩词 王洛宾曲)

  那天你翩翩的在空际云游,

  自在,轻盈,你本不想停留。

  在天的那方或地的那角,

  你的愉快是无拦阻的逍遥,

  你更不经意在卑微的地面。

  有一流涧水,虽则你的明艳,

  在过路时点染了他的空灵,

  使他惊醒,将你的倩影抱紧。

  他抱紧的是绵密的忧愁,

  因为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

  他要,你已飞渡万重的山头,

  去更阔大的湖海投射影子!

  他在为你消瘦,那一流涧水,

  在无能的盼望,盼望你飞回!

  此时,王洛宾哪里知道,他的一生的确会“云游”,不过不是“逍遥”,也不是到巴黎,而是去草原,去大漠,去监狱,去海峡的那一边。可是有一句是说对了,也再贴切不过,那就是“他抱紧的是绵密的忧愁”。

  晚年,当人们像发现出土文物一样发现了王洛宾,把一切赞美都献给他,“西北民歌之父”、“情歌王子”、“中国百年音乐第一人”、“中国民谣之王”等等不一而足,但王洛宾内心有一层抹不去的悲凉,“我是被判了‘无妻徒刑’的人”,他一生的婚姻生活不足十年,绝大多数光阴过着没有婚姻爱情的鳏夫生活。当人们为之唏嘘同情的时候,他就又用富含美学理论色彩的话语说,“当事物发展超出了极致,让人匪夷所思、意想不到,事物发展到最荒谬的时候,就出现了幽默。”当有人出于种种缘由说王洛宾只不过是搜集了一下民歌而已时,王洛宾会说“把果酿成酒”,你要进山发现和采摘野果,你要把它酿成酒,这有不少环节。要酿成美酒,容易吗?

这是蘸满了人生心酸历程的理论概括,有着洞达底蕴的开朗、解嘲和理性高度。

第五节、初恋

  王洛宾应该去巴黎继续深造了,但是他去不了。他父亲恰在这时病逝,家庭的担子也正好落在了他肩上。前面说过,家庭的经济来源主要是父亲做职员,现在父亲去世,经济上首先就成了问题。其次是哥哥姐姐都远在异乡,奶奶病着,母亲身体也不好,谁来照顾这个家庭呢?

  王洛宾毕业了,受聘于扶轮中学担任音乐教师。这是个铁路中学,在燕山脚下,距离北京城很有一段距离。王洛宾每天乘火车往返于学校和家庭,好在凭铁路中学的徽志乘车不要钱,这省下了不少车费。王洛宾没有打消去巴黎的念头,他要挣钱,要攒钱,要一步一步接近巴黎。多几张票子,就是多接近巴黎几步呢!——王洛宾心里想。他除了在扶轮中学教课,还兼任了城里两所中学的音乐课,他忙的不可开交。作为青年人,中国人,他不能只顾自己,他还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上街义演,参加募捐,激情常使他热血沸腾,泪花闪闪。

  夏天,他和别的青年人一起到高粱桥旁边的河里洗澡,游泳。这时北京大学也搬到西直门里,那里有不少从东北来的学生。他们一起唱爱国歌曲,讲东北的时局,日寇的暴行,常常讲的是义愤填膺,听的是血脉贲张。

  东北作家肖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传到了北京,他们一起阅读,甚至大声地朗读,这极大地焕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他们上街宣传抗日,做义演,搞募捐。在这时,一个青年女子走进了王洛宾的生活。

  她叫杜明远。

  杜明远家在河南开封,父亲叫杜继增,是河南有名的开明士绅,家庭很富有。而实际上杜继增更是1926年入党的中共党员,经常在北平和东北一带开展地下工作。他还曾做过《哈尔滨日报》的编辑,是早期的牡丹江工人运动的领导者。杜继增的思想很积极,很开放,送女儿去北京读书。杜明远在“九一八”前就来到北京,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西洋绘画。她还学会了跳芭蕾舞,这在当时的女性中是很少见的。杜明远性情开朗活波,相貌出众,长得不肥也不瘦,不高也不低。后来王洛宾写《阿拉木汗》时,就把这“生得不肥也不瘦”用在了她身上,而第一次想到这个句子,是因为杜明远。

  王洛宾遇见杜明远是在街头募捐宣传的一次活动中,他很喜欢这个姑娘,但并不认识她。第一次认识和了解这个姑娘,还是在他的同学曹试甘那里。

  曹试甘是一个巨富之子,但又是一个反叛者,进步青年。他背弃了家庭,来到北平学音乐,过着流浪式的隐居生活,他租住在一个僻静胡同的禅房里,伴着他须臾不离的很多人不认识的钢琴。在宣传抗战的活动中,杜明远要跳芭蕾舞,需要找一个歌声好的伴唱者,于是曹试甘推荐了王洛宾。就这样,王洛宾和杜明远在曹试甘的蜗居里见面了。

  “您叫杜明远?上次在街头宣传时见到您,不知道您的名字。”王洛宾说。

  “哦,早就听说您的大名了,歌唱的真好!今天总算识得您的真人了。”杜明远说。

  在一旁的曹试甘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杜明远的芭蕾舞跳的好,王洛宾的伴唱唱的好。互相欣赏,两个年轻人很快坠入了爱河。

  曹试甘终身未娶,他是不是也爱着杜明远?好像是的,但谁都没有挑明,也就无法考究了。

  他们三人的表演可谓天作之和,深受人们赞赏。那是歌舞乐三位一体,歌曲好,曹试甘钢琴伴奏好;芭蕾新颖,也许尽管不标准,但在时人眼里,那就是现代,就是曼妙,更何况还融入了杜明远的情愫和憧憬。还有王洛宾的歌声好,时而像薄雾像轻纱飘过,时而像松风像号角响起,那是德国著名的浪漫派作曲家舒曼的歌曲《梦幻曲》:

  一片轻纱,遮盖太空,

  虚无缥缈,万里朦胧,

  锁住了万般世界,

  锁不住我的白日梦……

  同样是几十年后的北京之行,王洛宾第一个去看望的就是这位大他两岁的师兄。曹试甘早已退休,还是在一间蜗居里。他午餐早先准备的就是玉米面窝头、咸菜和稀饭,于是他就用这来招待老朋友。这倒不是他要和老友一起忆苦思甜,而是在他看来,一切大自然的东西,都是美好的,顺应自然,超越分限,平等、友善、真诚地待人,无是非心,有平常心,便是最上乘的待客。他又弹起了那架钢琴,让王洛宾唱《云游》,唱《梦幻曲》,然后作鉴定,“嗯,原先是抒情男高音,现在是次高音,还是挺不错的!”

  九一八事变后,形势渐紧,迫于侵略军日益逼近带来的危险,杜继增让女儿回开封。杜明远离开了北平,回到家乡。这种分离和思念,给热恋中的王洛宾带来极大痛苦。他读《八月的乡村》,读到“厚嘴唇说话了”这一节。作品中的主人公萧明和安娜热恋着,可革命队伍铁的纪律,紧张的行军,不允许他们儿女情长、卿卿我我。作品中的安娜悲愤地吟诵到:

  我要恋爱——

  我也要祖国的自由!

  毁灭了吧?还是起来?

  毁灭了吧?还是起来?

  奴隶没有恋爱,

  奴隶也没有自由!

  因时事而被分隔两地的王洛宾,深深地理解这种相思之苦,理解是谁造成恋爱的人们不能相依的怨愤。他感同身受,他感觉作者肖军写出了自己的情感,这种情感像奔涌的怒涛汹涌澎湃。王洛宾情感的闸门一旦打开,便及时地让他奔涌在雪白的纸上,奔涌在五线谱的河流里。这后来成为他的创作习惯。他赶忙在灯下展开纸,为这首诗谱曲。

  第二天,在河里洗澡时,他就对大家说已经为安娜的诗歌谱了曲,大家叫他唱,王洛宾便用他那激情的歌喉唱起来。唱罢,一片宁静,他看到大家眼里都泪光莹莹。王洛宾正在疑惑,突然掌声响起来!“太好了!太好了!教我们唱吧——”王洛宾兴奋的眼泪也流下来了。

  “我要恋爱——”

  唱,“我要恋爱——”

  “我也要祖国的自由!”

  唱,“我也要祖国的自由!”

  于是河里一群小伙子光着膀子,挥着手臂大声地唱着“我要恋爱——”“我要恋爱——”

  这首歌叫《奴隶之爱》,是王洛宾22岁所作,它成了我国第一首为小说插曲的作品。这歌曲当时就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长城内外,失却家园的东北游子往往唱得泪流满面,听到的人也是无不唏嘘感叹。后来小说作者肖军在得到这首曲子后,再版小说《八月的乡村》时,就将五线谱和歌词嵌入那一章节,并注明谱曲者:L?B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八月的乡村》,附录这首插曲时,署名肖军词,洛宾曲。歌页下面还特别印有这样几行文字:

  附记:此曲为王洛宾同志所作:由于过去种种原因只能用L?B来代替。最近在北京时经四十余年我们又见到了,得知他和我全属一切“清白无辜”,就把他的真实姓名也“露”出来吧!

  肖军 1980年5月21日

  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到了要全民抗战的时候。

  北京城很快被日本人占领,他们要推行“日式教育”,爱国青年王洛宾义愤填膺。岂能做亡国奴,岂能为吃一口饭而丧失民族气节,卑躬屈膝听从日本人的命令去教中国孩子唱日本国歌《君之代》!已经在扶轮中学做了三年音乐教师的王洛宾深受教师和学生的欢迎,他要是甘心做亡国奴在北京继续做教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他所受的教育和他的良知告诉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日本帝国主义屈膝投降。

  当时的北京城里,各种消息非常纷乱,各种不同身份的人都在按着自己的思想状况和物质状况来决定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在知识分子面前只有两条路,你要么留下来,为日本人统辖的伪政府服务,继续你的教职,要么你离开北京,以各种方式投奔抗日力量。这很有点像唐代的王维和杜甫面对安史之乱,必须做出选择。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已经南迁了,而王洛宾自认为自己也是一个小知识分子,虽然不在大学里,不能南迁去西南联大,但也绝不能继续留在京城,为日本人的音乐教育出力。这可是大时代的大选择呢!王洛宾心里想。

  而且,王洛宾思念他的恋人杜明远。他收到了杜明远从开封发来的信,信里同样是思念,是火热的情愫。那里面有一首诗,一首真情表露的诗,她大概知道王洛宾会为这首诗谱曲的。王洛宾激情满怀,他望着天上的云朵,望着北飞的大雁,展开白纸,用不常见的7\4节拍,写下绵长的抒情散板音符——

  我望着云朵,没有月亮的晚上,

  爱人(洛宾)!我在短烛前捱时光。

  以前我没有向你说过:

  我爱你!

  按着满腔的烈火,

  如今我们远远地别离,

  这心思苦我!

  窗外落叶,蜡烛摇火,

  我望着云朵,我望着云朵……

  一边是国家的沦亡,是爱情的思念,一边是家庭的变故,无尽的忧伤。兵荒马乱,短短的三年里,母亲病逝,哥哥和奶奶都去世,三座新坟,躺在城外。这就是国家之伤,家族之殇!怎不激起人的义愤,感发种种迁想。

  1937年10月的一个早晨,经过认真准备,王洛宾身披重孝,以给去世的亲人上坟为由推着自行车,瞒过把守城门的日本哨兵,逃出了北京城。他先到天津,然后登上从塘沽到青岛的轮船,几经辗转最后坐火车来到开封。他要投奔他的爱人杜明远,和她一起商量共同的未来。就在轮船上,王洛宾还听到一些年轻的学生唱他作的歌《奴隶之爱》,他也很惊奇歌曲的传播之快,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王洛宾来到河南开封。此时时局更紧张了,杜继增先生正在根据党的指示变卖家产,支援抗日。杜继增已经从女儿那里知道他们的关系,他也很喜欢这个小伙子,就支持两个青年立即结婚,然后一起到后方去。他们匆匆地在家里办了婚事,然后就准备出发。为了安全,也为了将来工作方便,杜先生给女儿起名叫洛珊,两个人以兄妹相称。杜先生给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写了信,然后又让王洛宾和洛珊各揣上5块大洋,让他们赶快出发,而他自己则乔装之后要去东北。

  王洛宾和洛珊上路了。王洛宾想也许到昆明更安全,更有依靠,大姐王慕芳就在那里。但也许更应该去西安。他们买了到郑州的票,要在那里玩几天,毕竟是新婚嘛。然后决定到底去汉口转车去昆明,还是去西安,谁知一觉醒来,火车已经到了潼关。

  一个人,和他的时代,和他的命运是什么关系?这里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是什么?如果他们去了昆明,或者去了延安,洛宾和洛珊的命运都会改写!那会改写成怎样?没有人可以预料!而且没有如果,容不得你假设。你只能在大的时代中随机地前行,就像一个泳者,在河中,河水会起变化,有激流,有缓冲,有漩涡,你只能在水中按着自己的想法顺着水流用力,向着你彼岸的方向用力。

  但是下面的这个假设是成立的,如果王洛宾像不少留在北京城里的大学教授一样,依然做他的中学音乐教师,你让我教日本的歌曲《君之代》,我就教,王洛宾未来的生活就不会那么动荡!他极可能收入颇丰,小日子也滋润,就是你以后抗日胜利了,也不至于说我一个中学音乐教师是汉奸。可是,王洛宾不甘做亡国奴,他自视自己是一个文化人,要对得起自己的文化良知,对得起作为中国人所受的传统文化教育!位卑未敢忘忧国!他以自己的行动走上了一条艰难之路。这里的大前提是抗日,小前提是爱情,为了这两个充足理由,王洛宾逃离了日寇占领的北平。从这里,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傅斯年对在日寇占领的北平还依然做教授的人不依不饶,别人在抗日,在逃亡,你四平八稳在北平做你的教授,你的人格在哪里?你的教养和学养做了什么!对于这样的教授,傅斯年后来一个也不录用,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第六节:西北战地服务团

  他们来到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他们准备到延安,可是到延安必须徒步,路上有很多危险,于是两人有些犹豫。正巧有个王洛宾的同学的朋友,从山西来招抗日的学员和干部,其实是招揽流亡学生。“到哪里不是抗日?”王洛宾想去山西,而洛珊想去延安军政大学,两人的意见有分歧。分歧点在哪里呢?王洛宾想直接做抗战工作,不想再读书;洛珊想军政大学是读大学,她想继续学业。洛珊拗不过洛宾,只好和他一起来到山西。

  洛珊的心里不愉快,而洛宾在山西又遇到了“大哥哥”、“精神导师”塞克,欣喜异常。

  塞克在“七七事变”后到了上海,在戏剧界十分活跃,既是演员,又是编剧,还是导演,带领着一班子人马宣传抗日。他带领一个演剧团从上海来到山西,他们这个团里还有贺绿汀、王震之等人。然后塞克又应丁玲邀请,去洪洞县参加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塞克邀王洛宾一起去,王洛宾非常高兴,那里有许多他知道的倾慕的文化人,尤其是有萧军和萧红夫妇!还是做直接的抗战宣传工作,能发挥自己和洛珊的特长。洛宾对洛珊讲了,洛珊也喜欢,于是他俩一起参加了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于1937年10月来到洪洞县万安镇。

  王洛宾见到了《八月的乡村》的作者萧军,还有萧红,他非常高兴。萧军见到为自己的作品谱曲的王洛宾也是很高兴,他告诉王洛宾,曲子谱的很好,自己非常满意。还说从北平到上海,大家都在唱《奴隶之爱》这首歌,极大地调动了人们的抗战热情。

  王洛宾和洛珊投入到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二人都特别兴奋。他们第一次穿上了军装,直接参加抗战宣传工作,王洛宾在歌咏组,洛珊在女子队。他们从洪洞县到临汾,又从临汾到西安。一路宣传,也救助伤员,运送物资,忙的紧张而愉快。王洛宾晚年在台湾遇见抗战老兵,一个老兵激动地说自己曾受伤从风陵渡被人背下船,王洛宾也感慨地说“说不定我就背过你呢!你听过《风陵渡的歌声》这支歌吗?就是我作的!”说着,王洛宾就唱起来——

  嗨呦!嗨呦!嗨呦!嗨呦!

  掌好你的舵呀,

  拉紧你的帆呀,

  我们是为了来抗战啊,嗨呦!

  大家多流汗啊,嗨呦!

  嗨呦!嗨呦!嗨呦!嗨呦!

  那老军人紧紧握着王洛宾的手,一边流着眼泪,一边不停地说,“听过,听过!”

  这段时间,王洛宾创作了多首抗战歌曲,有《抗战进行曲》、《风陵渡的歌声》、《洗衣歌》、《松花江上》,还有塞克作词王洛宾谱曲的《血花曲》、《老乡,上战场》等等。这些歌有的直接作为战地服务团的演出节目,其中《老乡,上战场》这支歌在抗战过程中影响最大,无论北方还是南方,不少青年唱着它走上抗日战场。

  作为抗日宣传队员,王洛宾在抗战过程中是出了力,流了汗,立了功的。

  1938年,战局紧张,当时的新疆是抗战大后方,有许多工作要做。肖军到了一趟延安,然后要从战地服务团物色一批人去新疆开展抗战宣传工作。他动员塞克、王洛宾、洛珊,还有画家朱星南等一起去。

  新疆,是一个神奇而神秘的地方,对这些有热情的文化人很有吸引力,而且和这么要好的有文化有影响的朋友在一起,又有爱人作伴,王洛宾一口答应了。王洛宾没有问萧红怎么不去,因为王洛宾曾亲眼看见萧红和端木蕻良二人的私情,他知道肖军和萧红已经分手了。王洛宾根本想不到的是,肖军和萧红分手的故事,在他和洛珊身上后来又重演了一次。人生就是这么复杂,这么难以预想和把握。如果能重来一次,这些主人公们很可能都会做另一种抉择!

  38年4月,一个乌云蔽日的早晨,肖军、塞克、洛宾、洛珊、星南五人乘坐一辆带篷布的大卡车从古都西安向西出发。谁能想到,后来王洛宾的苦难和艰辛,王洛宾的收获和成就,从汽车走上这条路就开始启动了。

  李白的诗歌《行路难》中有“多歧路,今安在?”这样的句子。人生其实也是面临多种歧路,也许你一脚就踏对了,也许一脚就踏错了。有时当时看是对的,但从后来的眼光检视,可能就是不对的。有时甚至在很长的一个阶段看来都可能认为是错的,但用更长的眼光看,也可能就是对的!人生啊,往往你踏上一条路,都不知道走得对不对,你唯有问心无愧,一步一步摸索着前行。所以,历史应该对人负责,而人要对自己的良心负责!

  几十年后的1984年,肖军和王洛宾在乌鲁木齐重逢,这也是肖军出版《八月的乡村》以及王洛宾为之谱曲《奴隶之爱》50周年,二人既有“同情兄”的难言感触,又有坎坷沧桑的人生慨叹,肖军挥毫为王洛宾写下最后的墨迹:

  读书击剑两不成

  空把韶华误请缨

  但得能为天下雨

  白云原自一身轻

  谨录五十年前当兵时故诗以应洛宾老友留念

  肖军一九八四年十月七日

  这个条幅王洛宾一直挂在他家的墙上,经常吟哦,体会其中那丰富复杂的意味。

第七节 : 五朵梅

  人生的命运有时候难以捉摸,西边关上了一扇门,东边就可能开了一扇窗。你以为遇上了不好的天,但也许你欣赏到难得一见的风景。你以为你欣赏到了风景,但也许风景是一个圈套,是你一场灾难的开始。你以为灾难开始了,可事后一想,你还要感谢那场灾难,非那场灾难无法给你历练,无法呈现你的善良或英雄的本质。

  1938年4月的这辆带篷布的汽车就是这样,载着货物,载着五个年轻人,从西安向兰州,向他们未知的未来出发了。

  汽车沿着崎岖蜿蜒的土路颠簸,但五个年轻人有说有笑,并未感觉旅程的艰难。在汽车翻越六盘山时,他们甚至被葱茏的山景吸引了。肖军讲起顾恺之的”山阴道上“,王洛宾讲起听人说这一代有”山魈“的故事,汽车在浪漫和奇异的氛围中前行。

  突然,阵阵松风刮过来,紧接着团团云雾卷过来。正当你没有回过神来,不好了,大雨倾盆而落,咫尺之外一篇混茫,被雨打落的枝叶贴在车窗,雷电声,远近树木折断的声音混成一片。汽车赶紧就地停住。这雨一阵紧,一阵慢,天色渐晚,明显今晚是过不了六盘山了。问司机,司机说好在离”和尚铺“也就一里多路。趁着雨小的间歇,汽车终于小心翼翼地捱到了”和尚铺“。

  这”和尚铺“只有一家车马店,而这车马店也就一间烟熏火燎的小饭铺,一间可以容纳40人大通炕的所谓客房,一间大马厩。当然还有主人和伙计住的屋子以及杂货屋。

  五人进那大客房看了一下,里面已经躺着一些人,满屋子的汗味臭鞋袜味扑鼻而来。五人连忙退出,他们去找老板娘。

  “来了来了,有啥要求尽管说,咱按你们的要求尽量安排渥掖(方言:妥帖)。”随着话语,迎面走来一个看上去有50岁的妇女,只见他头上挽着个缵缵,一根银色的簪子特别鲜亮。青色的大襟衣裳,脚踝裹着布,显得很利落。他们知道,这就是老板娘。很快他们知道,这就是“五朵梅”,并且知道当地人把利落、麻利叫“干散”,意思是不拖泥带水。

  老板娘看他们是文化人,不愿住那臭烘烘的大屋,就把他们安排到杂货屋。这杂货屋很大,一边堆着些常用的物品,如粮油,一边堆着大垛的干草,那是给车马准备的草料。老板娘叫伙计收拾了一下,自己也过来搭把手,不一会儿,用厚厚的干草铺成的床铺就成了。满屋子是干草的清香。

  “这位姐儿,是不是可以和我睡在一起?”老板娘问。

  “不用了,他是我爱人。不用麻烦了,我们在一起就行了。”王洛宾答。

  “爱人?哦对了,还是你们有文化,我们这搭叫婆姨呢。”

  老板娘笑着说,大家也都笑了。

  晚上,他们吃的是“扁食”(饺子),是老板娘特意为这几个文化人包的,大多是荷包形的,还有几个是鱼形的。洛珊特别喜爱,惊叫着给大家看,不许别人吃,“这么精巧,这么漂亮,真舍不得吃!这几个不许你们吃,都是我的!”当然大家都依了她。

  晚上,有脚户进来拉话——

  嘿,你不知道哦——这老板娘,干散(麻利、顺遂)得很呢!为啥叫个“五朵梅”?一种说法是小时候出天花,额头上落下几个白麻子,就叫人说成了白梅,五朵梅。一种说法是头疼脑热经常掐额头,额头上常常有红印子,就叫人说成是红梅,“五朵梅”。时间长了,只知道她叫五朵梅,真名叫啥,倒没人在意了。

  嘿,你不知道哦——这人总是一张口就先来这么一句——我们这搭下苦的人,看着年纪大,这“五朵梅”才四十几,不到五十哩。唉,这“五朵梅”也是不容易。姑娘时爱上一个英俊的后生,后生走西口了,一去不见踪影,可能在外头死球子了。“五朵梅”哭啊哭啊,没希望了,只好按家里的安排嫁到这户殷实人家。没想到这店主人没福气,生病死球子了。“五朵梅”哭啊哭啊,熬到公公婆婆死了,抬埋了,落下这么个店。多少人喜欢她,打她的主意,可她再也不嫁,也没有娃,就守着这么个店过活。

  嘿,你不知道哦——这五朵梅是这搭几百里有名的“花儿王”哩。啥叫“花儿”?就是我们这一带人唱的山歌,野曲儿,酸曲儿。好听得很哩!我们庄稼人在山梁梁上,累了,爱了,哭了,想了,就吼上一嗓子,心里就清亮了,舒坦了,听的人也就知道我的情意了。我们这搭叫“漫花儿”,在山上浪,在山上漫。‘花儿’是穷苦人的命根根,头砍了也要唱呢!

  嘿,你不知道哦——你们没听过“花儿”?那你们叫“五朵梅”给你们唱上几段嘛!她唱不唱要看你们的运气!只要她唱,保管你们喜欢!

  —— 一夜的风声,雨声,伴随着想象。这里的“花儿”是什么样子呢?王洛宾、洛珊和他们几个在干草堆上入睡了。

  第二天,还是下雨,一阵紧,一阵慢。车走不了,就停在这里过夜。五朵梅又特意为这五位文化人做了“长面”,是用肉丁、黄花菜、蘑菇丁、豆角丁、胡罗卜丁、豆腐丁做的“紹子”,面是手工擀成,细如银丝。这“绍子面”味道很中和,味在酸咸之外,很香,很好吃。这不禁让几位文化人感叹,在这乡野民间,也有如此难得的美食。

  晚上,几个年轻人把“五朵梅”请来——

  “给我们唱几段花儿吧!我们没听过,人家都说好听。”

  “唉,多时不唱了,唱起来伤心——”五朵梅抹着眼泪。

  “我是学唱歌的。人家说‘花儿’是命根根,头砍了也要唱呢!就给我们唱一点吧。我们是真心想听。”王洛宾恭敬地说,洛珊和另外几个也都附和。

  “唉,我尊敬你们文化人,我搭小就喜欢有文化的。要不是你们,我今世就不唱呢。”五朵梅说过,清了清嗓子。

  “先唱个小曲吧——”五朵梅开始唱了:

  前半夜想你(着)

  呼拉(着)睡着了

  后半夜想你(着)

  鸡叫(着)天亮了

  婉转缠绵的歌声中有着说不清的苍凉和辽远。王洛宾听着,感觉不仅音准很好,音色浑厚,而且带有那么淳朴的乡土气息,那么深厚的情愫和幽怨。这断断续续的歌声,里面蕴含着多少动人的故事呀!

  几个年轻人使劲地鼓掌,让五朵梅再唱。五朵梅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了,她继续唱:

  走哩走哩着越远(哈)了

  眼泪的花儿飘满了

  哎嗨呦呦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

  走哩走哩着越远(哈)了

  褡裢里的锅盔轻(哈)了 (锅盔:烙的厚面饼)

  哎嗨呦呦

  心上的愁怅就重(哈)了

  “老板娘,老板娘!那边有人叫你呢!”突然有伙计的喊声把歌声打断。只见“五朵梅”麻利地把眼泪一抹,一边招呼着那边的喊声,一边不好意思地说,“让你们笑话了。不好意思,有机会我再给大家唱。一定!”说着,就连忙朝那边的大屋子走去。几个年轻人被这歌声震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五朵梅已经出去了,说什么好呢?

  晚上,躺在干草床上,王洛宾思绪不断。民间原来有这么好的声音,这么好的歌曲!庙堂有庙堂的美声,民间也有民间的美声,虽然不一样,但都不可掩没。《世界民谣》不是也登大雅之堂了吗?巴黎去得了吗?战事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我已经结婚,洛珊怎么办?巴黎离我越来越远了,我的音乐梦想在哪里呢?也许,就在民间,就在民歌之中。也许将来,这里的民歌也能登上《世界民谣》呢!王洛宾越想越激动。他问睡在另一端的塞克,“塞克兄,你说这民歌怎么样?你对我的音乐梦有什么想法?”

  塞克说:“我看这民歌是朴实的,也是高雅的!你的梦想不一定非要在巴黎实现,我看在民间同样能实现你的梦想。洛宾,你听听五朵梅的花儿,你还去什么巴黎?再说巴黎你想去就去得了吗?”

  王洛宾睡不着了。塞克的话,或者说五朵梅的“花儿”,使王洛宾去巴黎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不过从中破壳而出的是一种新鲜的令人激动的理想——也许真正的好音乐就在民间!也许我的未来的音乐梦就从这民间的音乐开始!

  这雨一下就是多日。终于,雨停了,路干了,夕阳下的汽车准备出发了。

  五朵梅招手向他们送别,青色的大襟衣衫,银色的簪子,满月似的脸盘。红褐色的土崖衬托着她,她的歌声在山坳间回荡——

  走哩走哩着越远(哈)了

  眼泪的花儿飘满了

  哎嗨呦呦

  眼泪的花儿把心淹(哈)了

  ……

  ……

  从这一刻起,王洛宾知道,他的前面,不是巴黎,而是西北。不是美声,而是民歌。他的前面,会是一条不平坦的路,但却是一条充满音乐的路,只是他还想不到这路会有多蜿蜒,多坎坷。这音乐会是欢欣还是悲伤……

  1938年在这个“和尚铺”的车马店里,王洛宾记了谱,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由王洛宾修饰改编的这首歌曲才第一次定格、正式发表,被人演唱和传唱。王洛宾给歌曲定名《眼泪的花儿把心淹了》,而民间为了便于记忆,往往就把这首歌叫做《五朵梅》。

  六盘山的“和尚铺” ,是王洛宾人生和音乐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而“五朵梅”,也应该说是王洛宾人生和音乐道路上的重要的“导师”,是她启发了王洛宾,开启了王洛宾的民间音乐之路。

第八节:民歌写起来,唱起来

  4月初出发,一直到4月底,才到兰州。

  兰州真可谓大后方,和山西、西安的气氛完全不同。兰州当时并不繁华,连像样的建筑都没有几座,更让你想不到的是,你根本感觉不到抗日救亡的战时气氛,好像时间在这里是凝滞的,人们依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迟缓地、宁静地过着平淡的生活。这些年轻男士穿着西装,风衣,足登皮鞋,还有一个时髦小姐,他们走过不宽的街道,立即吸引了人们的目光。

  他们来到炭市街,住在好友推荐的49号王德谦家,其实王德谦、王德芬一家是长期租住客,而房东是住在后院的民众教育馆馆长柴若愚老先生。

  肖军到兰州的八路军办事处,得知新疆情况有变,新疆督办盛世才已经拒绝内地干部和文化界人士进疆,停办入疆通行证。他们去不了新疆了。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伍修权为了安慰这些着急的文化人,专门请他们到办事处,设便宴招待他们。没有办法,这些年轻人只能暂时呆在兰州了。

  柴若愚老先生是个热心人,看到这些知名的文化人很是喜欢,叫他们住在这里,到民众教育馆做些工作,吃的住的都免费,不收钱,每月还有不多的津贴。肖军写作,不时往八路军办事处跑。朱星南忙他的绘画写生,塞克教学生弹琴唱歌,而王洛宾和洛珊参加西北抗战剧团,跋山涉水,四处奔波,宣传抗日,启发民众的抗日热情。

  也就是在这时,肖军爱上了王德谦的妹妹王德芬,结为连理。此是题外话。

  王洛宾和洛珊在陇东、陇西、陇南一代搞宣传,足迹遍及祁连山脉。他们演出最多的剧目是《放下你的鞭子》,王洛宾饰老汉,洛珊演卖唱姑娘。虽说劳累辛苦,但二人配合默契,互相关心,日子倒也充实。这期间,王洛宾听到了不少的“花儿”,他注意了解和收集,知道了“花儿”在甘肃、宁夏、青海最为流行,而各地又有不同的“套令”和风格。仅甘肃的“花儿”,就分岷县花儿、临洮花儿、河州花儿,还存在汉族、回族、藏族、东乡族、撒拉族、裕固族、保安族不同的调门。可以说王洛宾是最早研究花儿、最通花儿的为数不多的“行家子”。他和被称为“花儿王”的朱仲禄、张亚雄是好朋友。王洛宾搜集了很多“花儿”资料,直到1988年,美国有个研究生要撰写研究“花儿”的学位论文,向王洛宾求教,王洛宾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资料寄给了这位海外学子。

  此外,王洛宾以音乐人的敏感和热诚,发现、改编、演出新颖的民歌,使之成型定格、广为流传,成为中国民族音乐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其中《马车夫之歌》和《康定情歌》就是王洛宾此时的重要作品。

  兰州是大后方,从新疆运来的许多物资都是由汽车运到兰州,然后再通过火车或其他交通工具运往抗日前线。

  一天,他们慰问一个从新疆来的运送苏联物资的车队,车队有几位维吾尔族司机。联欢会上大家请他们唱歌,一个维吾尔族小伙子唱了一首歌,歌曲很好听,但大家听不懂维语,并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意思,只是礼貌性地鼓掌欢呼。

  王洛宾敏锐地感觉到这首歌和自己以往所熟悉的旋律完全不同,却很有趣,很好听。联欢会后他跑去找那位维吾尔司机,请他喝酒,让他把歌再唱一遍,王洛宾赶紧粗粗地记谱。那时没有录音机,每一乐句都要赶紧记,而每一次唱,又都有差别。一首歌,王洛宾记了十几页纸。这司机会说一点简单的汉语,王洛宾问他歌曲是什么意思,他比比划划地说,“开司巴郎(姑娘)”,“辫子长嘛”,“漂亮”,“羊缸子(老婆)娶哈”,“妹妹一起来”。王洛宾虽然没有完全弄懂歌的意思,但是他从司机活泼俏皮的神色中,从那几个词组中已经知道,这是一首诙谐曲,很幽默,很热烈,很有意思。

  王洛宾接着连忙去找不久前买葡萄干认识的维吾尔族商贩卡德尔,卡德尔告诉他,自己听过这首歌,是调皮的青年幻想自己娶一个漂亮的姑娘。王洛宾问他歌曲唱的是什么。卡德尔说:“歌里面唱的嘛,是达坂城的路,戈壁滩上的路嘛,大风一吹,光光的,石头硬的很!那里嘛,西瓜甜的很!姑娘漂亮的很!有个姑娘叫康巴尔汗,很漂亮,辫子长长地下来。你要嫁人嘛,不要嫁给别人,嫁给我!我对你好!你嘛,嫁妆拉来,妹妹一起带来!”卡德尔说完还加上一句,“这是没事干的年轻人唱的嘛!”但王洛宾不这么想,他觉得这里面有对爱情的向往,有诙谐热情的性格,有笑对生活的态度,有一种自由无羁的情调。

  王洛宾回来后反复琢磨,修改曲谱,调整歌词,他把后半拍起唱的旋律改为正拍起唱,抓住主脉,删去枝蔓,保留幽默诙谐,去掉油腔滑调,终于一首像模像样的歌曲在他的手中诞生了。这首歌最早取名《马车夫之歌》——

  达坂城的石路硬又平呀,西瓜大又甜

  那里住的姑娘辫子长,一对眼睛真漂亮

  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

  载着你的嫁妆带上你的妹妹,赶着那马车来

  两天后,汽车队要回新疆了。欢送会上,王洛宾和洛珊等人表演了汉语的表演唱,载歌载舞,结尾时王洛宾做了一个挥马鞭的动作,静止造型。看得那些维吾尔驾驶员睁大了眼睛,啧啧称奇。尤其是那个唱维语歌的年轻人更是感到不可思议:“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能用汉语唱,这么好?”王洛宾说,“这还是向你学的呢,有你的一份功劳呢!”

  这首歌又叫做《马车夫的幻想》、《达坂城的姑娘》、《达坂城》等等。后来王洛宾还谱写了《阿拉木汗》等歌曲,其中有歌词“阿拉木汗什么样?身段不肥也不瘦。阿拉木汗住在哪里?吐鲁番西三百六。”因为这两首歌,达坂城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后来赫赫有名。外地人到新疆来旅游,不少人要求到达坂城去看看那里漂亮的姑娘。晚年,王洛宾还被授予“达坂城荣誉镇长”的称号,在达坂城建起了王洛宾塑像和纪念馆。

  《康定情歌》这首著名歌曲的形成过程则是这样的——

  王洛宾在甘南进行宣传演出,一天中午,他在一个县城的小街上转悠,突然看见一个汉子弹着弦子唱一首歌,旋律很特别。他连忙上前打听,知道这汉子来自康定,还知道了康定城是川藏茶马古道上一个很小的城市。他让那汉子唱,自己则掏出纸笔把它记下来。他问汉子“溜溜的”是什么意思,汉子说“就是长长的、窄窄的、一溜溜的意思。”王洛宾又问康定城的具体情况,汉子一一作了回答。 那汉子说,康定城的两边都是山,中间一条弯曲的河从县城流过。这里居住着藏族、羌族、汉族等民族的老百姓。王洛宾问他你怎么会唱这支歌?他说这叫“溜溜调”,先从康定城北二道桥的喇嘛口中传出,后流传到雅拉沟一带,然后流传到整个康定地区,不少人都会唱。王洛宾很高兴,谢过汉子,回来后就兴奋地开始编排写作。

  这是一首近代在康定民间传唱的《康定溜溜调》,《民歌中国》丛书就有收录,是这样的——

  《康定溜溜调》 原生态民歌 G调4/4拍

  (一)

  跑马的溜溜山哟上,一朵的溜溜云噢。

  端端的溜溜照哟在,康定溜溜城噢。

  月亮的溜溜的弯哟弯,康定溜溜城噢。

  (二)

  李家溜溜的大姐,一枝的溜溜花噢,

  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噢。

  月亮的溜溜弯哟弯,看上溜溜的她噢。

  (三)

  一来的溜溜的看她,人才溜溜的好噢,

  二来溜溜的看她,会当溜溜的家噢。

  月亮的溜溜弯哟弯,会当溜溜的家噢。

  (四)

  男才的溜溜的女貌,都双的溜溜全噢,

  跑马的溜溜情歌,代代溜溜的传噢。

  月亮的溜溜弯哟弯,代代溜溜的传噢。

  (摘自《民歌中国》丛书)

  王洛宾同样删繁就简,抓住主旋律,使曲调更优美,使文字更通顺,使意境更优美,更具有“诗性”。他保留了“溜溜的”三个字,配合着流畅的旋律,它既是形容词,又是歌曲的衬词,非但不显得生硬,反而有一种特殊的韵味。改编时,王洛宾还巧妙地选用了一个“哟”字,替换了原来每段结尾都要出现的那个拗口的“噢”字。经他这一点睛,音节更加清亮,也更便于传唱了。最后,王洛宾编配并定名为《康定情歌》的歌曲是这样的——

  《康定情歌》 1=f 2/4 稍慢,饱满地

  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呦,

  端端溜溜的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呦。

  月亮弯弯,康定溜溜的城呦!

  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呦,

  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他呦。

  月亮弯弯,看上溜溜的她呦!

  一来溜溜的看上,人才溜溜的好呦,

  二来溜溜的看上,会当溜溜的家呦。

  月亮弯弯,会当溜溜的家呦!

  世间溜溜的女子,任你溜溜的爱呦,

  世间溜溜的男子,任你溜溜的求呦。

  月亮弯弯,任你溜溜的求呦!

  仅仅从上面两首歌词中,你就能对比看出王洛宾付出的劳动!他把最精华的内容保留了,还加以升华提炼。那“溜溜的”,不仅是细长的,更具有欣赏和赞叹的情韵。那“月亮弯弯”,好像是四个夜晚,月亮按时出现,照着月下幽会的有情人。它还具有反复咏叹、回环往复的艺术效果。

  歌曲本来就应该是有声之诗。晚年王洛宾这样说:“如果听不懂内容,女声赛不过小提琴,男声赛不过小号。我们的歌声有个比小提琴小号优越的东西,那就是歌声能唱出文学来。所谓歌,就是文学加音乐。”王洛宾还提醒青年音乐家要加强歌曲的文学性。——这是王洛宾谈创作的肺腑之言,也是他自己诗性人生的艺术凝练。王洛宾作为艺术家,外在的技术手段是音乐,内在的心理特征是诗人!他写的每一首歌都充满诗意,他的整个人生就是一首长诗!

  战争年代,人群流动大,也有益于歌曲的传播。即使没有印刷机,没有文本,但人们口耳相传,《达坂城的姑娘》、《康定情歌》迅速传到抗战的中心城市重庆,极大地鼓舞着人们生活和斗争的热情。歌曲由此又迅速传到四面八方,甚至传到缅甸、马来西亚及南洋各国,很多华侨都会唱。王洛宾的北师大同班同学赵启海当时要从兰州去重庆,而王洛宾此时更加迷恋民歌,要去青海。他们在一家酒楼里互为饯行,喝了很多酒,两人放声大唱这两首歌。赵启海说我到重庆就唱它,一定会很风光,并叫王洛宾写了新歌就寄给他,由他来做“独家广播电台”。果然,赵启海在战时首都重庆的演唱很轰动,那欢快深情的歌曲像一股清风,拂去人们心头沉重的战争阴霾,让雾都的人们获得喘息、快乐和生活的信心。

  几十年后,赵启海成了美籍华人,1987年北师大校庆,王洛宾与赵启海相会。赵启海打趣地要王洛宾感谢他,是我把你的歌曲最先传播开来。王洛宾也笑着调侃,“你那左嗓子,把我的歌曲唱走调了呢!”二人哈哈大笑。

  一首《达坂城的姑娘》,让边陲小镇达坂城名扬天下,几十年后,人们循着这首歌,要去达坂城寻找美丽的姑娘。一首《康定情歌》,让全世界知道了在四川深处的大山里,有这样一个充满月光和爱情的小城。《达坂城的姑娘》是王洛宾搜集整理和编配的第一首新疆维吾尔族民歌,也是我国第一首用汉语编配的维吾尔族民歌。而《康定情歌》大概成了唯一一首让人们知道康定这个地名的民歌,你很难说它属于汉族还是藏族或者羌族。这也说明,一支歌和一个地区的文化具有多么重要的联系,它的价值不仅是艺术的,更是文化的、经济的、历史的,具有不朽的意义。

  《达坂城的姑娘》和《康定情歌》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王洛宾的创作热情,他更加有意地关注和搜集整理民歌了。为此,王洛宾还特意和兰州城里的两个维吾尔族商人交朋友,希望他们给予自己帮助。

  有一天他搜集到一个从新疆喀什流传来的曲子,这是一个古老的舞曲,叫《依拉拉,沙依格》。“沙依格”是一种维吾尔族传统的窄幅的手工织物,每唱到这“沙依格”,大家就感觉不舒服,因为它和汉语的“杀一个”谐音。歌曲是写爱情的,中间有的乐段华美,有的又不免生涩。于是王洛宾认真修改,把它写成了抒情性的舞曲《半个月亮爬上来》:

  半个月亮爬上来

  依拉拉,爬上来

  照着我的姑娘梳妆台

  依拉拉,梳妆台

  请你把那纱窗快打开

  依拉拉,快打开

  依拉拉,快打开

  再把你的葡萄摘一串

  轻轻地,扔下来

  半个月亮爬上来

  依拉拉,爬上来

  照着我的楼前常春槐

  依拉拉,常春槐

  你想吃那葡萄莫徘徊

  依拉拉,莫徘徊

  依拉拉,莫徘徊

  等那树叶落了再出来

  依拉拉,再出来

  这是《半个月亮爬上来》的最初版本。之所以在这里展示这个版本,是要让你看看改编的印迹。且不说曲子,光是词,凡是“依拉拉”后面的短句,原始歌曲中都是“沙依格”,你想想,用汉语唱出来会是怎样?还有后面的“常春槐”,你可以看出一个汉族作者的想象参与。后来歌曲中“再把你的葡萄摘一串,轻轻地,扔下来”改为“再把你的玫瑰摘一朵”,那是后来的事了。

  在每一首歌曲中,都包含着搜集、整理、再创作的辛劳和智慧。

  王洛宾还和在兰州上学的蒙古族学生接触,通过他们了解蒙古族民歌。《虹彩妹妹》这支歌就是此时根据蒙古族民歌改编的。

  在兰州,他们还演出了塞克导演的话剧《突击》。这是四幕六场的大型话剧,剧本是由丁玲、塞克、萧红、聂绀弩、端木蕻良在陕西集体创作的,演出轰动了兰州。左翼文化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第八战区负责人的警觉和不满。1938年秋天,当局解散了西北抗战剧团血花剧团。在这之前肖军已经去了延安,而此时塞克和朱星南等人也离开了兰州,王洛宾因为太喜爱这里的民歌没有走,他和洛珊留在了兰州。

  王洛宾知道青海有许多“花儿”,还有许多别的民族的民歌,他想去青海。这时,他意外地得到了青海省主席马步芳的邀请。马步芳曾看过他的演出,十分赞赏,邀请他到青海去从事音乐教育。王洛宾心想,这不是很好的机会吗?那可是“花儿”的海洋呢!就这样,王洛宾和洛珊来到了青海。他怎么能想到,他这“偶然”的一去,注定了他“必然”的一生!他的婚姻将遭遇严峻的考验,他的政治身份,他的幸福和苦难,贫穷和富有都因这一去而划出一道深深的鸿沟!

第九节:青海,在那遥远的地方……

  青海和甘肃毗连,王洛宾和洛珊在宣传演出中就进入过青海,他知道青海是“花儿”的海洋,因此很向往。时任青海省主席的马步芳看过王洛宾的演出,演出的正是王洛宾从张亚雄那里学来的“花儿”。只见王洛宾身穿白衣裤,黑坎肩,头戴回族特有的小白帽,还有两撇小胡子,活脱脱就是个英俊的回族小伙子。马步芳非常欣喜,演出结束时上台祝贺并会见演员,他走到王洛宾跟前大加赞扬。当他知道王洛宾不是回族,问他为什么戴着回族的小白帽?王洛宾不好意思地说是入乡随俗,说着就要摘去帽子。马步芳拉住他的手说,“不要摘去,戴着,我喜欢你这一身回民打扮。”并且说“如果有机会到我们青海来,青海很好的,不会亏待你!”

  在剧团被解散之后,在王洛宾想去青海之时,恰又得邀请,王洛宾自然想到青海,那里有王洛宾为之激动和向往的“花儿”,有王洛宾的事业!于是,1939年1月,王洛宾和妻子洛珊来到青海西宁。

  王洛宾先是在当时西宁的著名学府回民中学任音乐教师,洛珊在女子师范学校任美术老师。

  王洛宾在西宁的故事很多,从哪里说起呢?先说他对青海音乐和文化活动的贡献以及与他的生活的联系吧。

  与兰州相比,青海是个更偏僻保守的地区。这里的回民多,长官马步芳也是回族,因此西宁的主流文化是回民文化。每天早晨和傍晚,你都能听到不大的西宁城里每个角落都飘荡着悠长的早祷和晚祷的领颂声。这在王洛宾听来,是异域很有情调的声音,但在洛珊听来,就简直难以忍受。回民赞赏坚忍、刻苦、谨严、柔韧的品质,不赞成享受、任意、陶醉的情调,因此西宁的文化生活很贫乏,几乎没有什么夜生活。这在王洛宾看来没什么,因为他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但从洛珊不喜欢自己那份绘画教师工作的眼光看来,在这里生活无异于慢性自杀,是消耗生命,毫无意义。因此,到西宁不久,王洛宾和洛珊的矛盾就产生了,而洛珊又比较任性,是追求自我的新女性。

  青海的政治结构是政教分离的,马步芳是虔诚的回教徒,是青海政治、军事的最高长官,他很喜欢音乐,但他在精神文化领域的活动还要听命于教长——大阿訇。由于伊斯兰教崇尚朴素自然的精神生活,他们的主流文化不赞赏人们的兴奋、放浪和世俗的过度娱乐,对于女人则要求更严,轻易不能抛头露面。这在一些严守古典宗教的人士那里尤为重视和严苛。但是,生活中的人们有喜怒哀乐的情感要表达,有快乐生活的愿望,也有历史上流传已久的“花儿”经久不败做支撑。所以,在青海,实际上形成两种“花儿观”,也就是两种文化观,甚至是不同的俗世娱乐观。一种保守的观点认为,“花儿”是放浪的、无益教化的、甚至是属于“下流”的东西,与人们的“精神升华”无关,也不属于俗世的健康生活方式。一种较为开放的观点认为,信仰真主和唱“花儿”并不矛盾,“花儿”是人世正常的娱乐,先知并没有否定过。马步芳其实是赞成后面这一种观点的。

  王洛宾写了一首《穆斯林青年进行曲》,这可以说是现代第一首专门为穆斯林创作的歌曲,是写穆斯林青年爱国抗战的。王洛宾写出来后去见马步芳,唱给马步芳听,马步芳对这首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很满意。可要在社会上唱开来,也不是马步芳敢于或能够独自决定的,于是马步芳让王洛宾先教一个班唱,然后陪同大阿訇来审听,由大阿訇决定能不能唱。

  一身白布长袍的大阿訇站在学生面前,旁边是一身戎装的最高长官,再旁边是穿着西服带着小白帽的音乐老师,学生们很激动,歌声高亢有力:

  我们是青年人,中国的青年人

  青年要领导大众向前迈进

  我们爱教,也爱祖国

  青年的穆斯林勇敢前进

  侵略者进犯,把他打回去

  侵略者进犯大家起来拼

  用我们的热血发扬穆圣精神

  用我们的热血教训敌人

  我们是青年人,中国的青年人

  青年要领导着大众向前进

  用我们的热血捍卫祖国

  青年的穆斯林勇敢前进

  一脸严肃的大阿訇仔细地听了两遍,又把歌词和歌谱拿在手上看了很久,最后才庄重地说,“这歌能念。歌里念 的和《古兰经》的教义是一样的,没有违背的地方。你们念吧。”

  从这以后,西宁回民中学的教室里传出响亮的歌声,这歌声开始在西宁的大街上回荡,在军营里回荡,在田间地头回荡。所以青海的老人无论当过兵的还是没当过兵的,都把王洛宾叫“音乐教官”,说“自搭有了王教官,青海的学校才有了‘念’歌声。”

  王洛宾还整理演唱了很多民歌,还在马步芳的邀约下为马家军写了《战马歌》,这也是一首进行曲,它几乎成了马家军的军歌。马步芳非常赏识和礼遇王洛宾,让王洛宾在他的部队里做专职的音乐教官,官阶给的很高,是上校,团级干部,名称叫政工处长。马步芳唯一的儿子马继援是个帅哥,年轻的军官,对王洛宾特别崇敬,二人既是师生关系,又情同兄弟。这后来还派生出许多故事,包括几十年后王洛宾和马继援在台北相会,还包括王洛宾居然成了最后一批“特赦”的“战犯”故事。此是后话,后面再讲。

  王洛宾还是在西宁滑冰的第一人,在这之前西宁人没有见过穿冰刀鞋滑冰。王洛宾在湟中公园表演滑冰,一时引起轰动,这也是青海体育史上浓重的一笔。

  设想,如果没有王洛宾对青海伊斯兰教民众的音乐启蒙教育,那里的音乐活动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在发展过程中又会有怎样的曲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洛宾对青海的音乐事业,对穆斯林民众的音乐活动,是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的。

  再说王洛宾搜集和改编民歌的故事。

  王洛宾来青海的目的不是为了升官发财,也不是有什么政治动机和追求,他是为了音乐和宣传抗战!这是他的单纯、执著和理想,体现着一个文化人的正直和开朗。但是在动荡的社会,你不可能和政治不发生联系,即使你不想和政治亲密接触,政治还是会找上头来,让你无法回避。王洛宾虽然做了马家军的音乐教官,他除了做好日常的音乐教育和宣传抗战的工作,把大量的精力放在搜集和整理民歌作品方面,他不会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他深入到田间地头去采集“花儿”,深入到草原牧场去发现民歌,他在西宁城和回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交朋友,目的就是为了多了解和多吸纳各民族的音乐素材。

  《掀起你的盖头来》、《青春舞曲》、《阿拉木汗》、《曼丽》、《喀什噶尔舞曲》这些作品,就是王洛宾这一时期在青海改编的新疆民歌。这时的王洛宾还根本没有去过新疆,但他对新疆已十分神往,那里有这么好的民歌,有这么多的音乐素材。由于王洛宾在西宁有意结识了维族朋友,这些歌曲他改编得相对比较容易。

  新疆民歌《掀起你的盖头来》,是王洛宾根据一首乌孜别克族民歌《卡拉卡西乌开姆》改编的。让我们来看看《掀起你的盖头来》的歌词——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眉毛

  你的眉毛细又长呀

  好像那树梢弯月亮

  你的眉毛细又长呀

  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眼睛

  你的眼睛明又亮呀

  好像那水波一模样

  你的眼睛明又亮呀

  好像那水波一模样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

  让我看你的脸儿

  你的脸儿红又圆呀

  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你的脸儿红又圆呀

  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这首歌在维吾尔、塔吉克、乌兹别克、柯尔克孜族之间传唱,不了解内情的人一般会以为它是维吾尔族民歌。这是乌兹别克族的一首《婚礼歌》,是在婚礼上演唱的。这首民歌在上百年的流传中演变成了另一首维吾尔族民歌《亚里亚》,《亚里亚》这首民歌至今还在维吾尔族群众中广泛演唱,是“围囊(歌舞聚会)”中常见的曲目,有各种唱词,有的特别诙谐幽默。王洛宾对歌曲进行了美化修饰,并且按照自己的想象加上了“水波一般样”这样的词语,以至于在很多年以后,有些熟识原曲的人士认为王洛宾的改编还不够原汁原味,有个别极端的人甚至骂王洛宾是“贼娃子”,把我们的歌“偷去了”,“糟蹋了”。当然事实自有公论,人们普遍认为这是改编得很好的一首优秀歌曲。如果你把“盖头来”、“眉毛”、“弯月亮”、“一模样”、“到秋天”这些短语唱成“亚里亚”,你就依然能感到原曲的意味。但是如果不告诉你,你就是知道这两首歌曲,也很难联想到这两首歌曲是出自同一个“原型母体”。从这里我们也能感受到改编的用心良苦及其艺术魅力。

  这里再重点说一说《青春舞曲》这首歌。先看它的歌词——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的那样呦

  别的那样呦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这是一首欢快活泼的维吾尔族民歌,它是小调式,动感十足。原词中“别的那呦呦”是十个音节,“别的那”是维语小鸟的意思,和英语类似,要用汉语唱就是“小鸟呀小鸟呀”,是六个音节,不好唱,也失去了原作跳荡幽默的韵味。王洛宾灵机一动,把“别的那呦呦,别的那呦呦”变成歌曲的助语衬词,十个音节严丝合缝,十分贴切地表现了原作的风采趣味。

  在唱词的编排上,王洛宾遵循中国古典诗歌的传统,一二四句押韵,第三句专门不押韵,这样才显得起伏,有变化,也朗朗上口。他还学习和运用了《诗经》反复咏叹的手法。别小看这一点技巧,这是王洛宾深谙古典诗词规律并深受五四新文化熏染的结果。王洛宾对赵元任、李叔同、肖友梅等前辈的歌曲语言风格和技巧有所研究,所以他采用了“鱼咬尾”的手法,使歌曲的用韵和回环和谐无间,既通顺易唱,又韵味悠远。那些个小小的变动里,其实有着内在不易觉察的门道。

  这首歌曲的改编,也切合王洛宾当时的心境。这一年王洛宾27岁,他感觉到青春的珍贵和易逝,也隐隐为自己和洛珊的意见不合而担忧。

  同样在此时,王洛宾改编了第一首哈萨克族民歌,这就是《黄昏里的炊烟》。这是一首欢快的优美的哈萨克族民歌,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因为歌曲中描写的生活很自由,甚至可以说得上幸福,于是有人说这样的歌怎么能产生在那样的时代,有美化那个时代的嫌疑,所以这首歌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推广。然而它确实是一首优秀的好听的歌,今天你只要在网络上输入歌名《黄昏里的炊烟》,就能听到它了。

甘肃民乐县有一个哈萨克族部落,他们是不堪忍受新疆多方面的压迫和挤兑,逃出来在祁连山下安家放牧的。哈萨克人身材高大,性格豪爽,能歌善舞且不乏幽默。他们的一生都与歌相伴,不仅有出生、结婚、安葬等等人生节点的《礼仪歌》,有表达对生活认识和思考的《哲理歌》,甚至还有极具讽刺和幽默意味的《谎言歌》。王洛宾先是从西宁义源工厂的哈萨克族女工那里接触到哈萨克民歌,然后向马步芳提出请求到民乐县哈萨克族部落去采风,马步芳开始不让他去,怕有危险,但王洛宾执意要去,马步芳就给他一匹老实好骑的马,还派了翻译,并嘱咐他保护王洛宾。采风回来后王洛宾又经有文化的维吾尔族朋友帮忙,编写了这首哈萨克族民歌——

  遥远的美丽的帐房围绕着炊烟

  马蹄得得地踏着石子高兴地向前

  哎呀哎姑娘

  黄昏的美丽的太阳挂在了天边

  今天的夜晚里将要找到我们的同伴

  哎呀哎姑娘

  雪白的美丽的羊羔追逐着母羊

  小孩们喊着那油饼麦茶烤肉和奶干

  哎呀哎姑娘

  剽悍的美丽的马儿望着那炊烟

  炊烟底下一片广大无边的草滩

哎呀哎姑娘

  这支歌后来在传唱中语词有不少改动,有一个版本是“饥饿的美丽的羊羔追逐着母羊,疲倦的高兴的老马望着那炊烟”,听上去也别有一种滋味。但是和“小孩喊着油饼烤肉”等等还是有点龃龉难通。后面的改变其实也能见出时代不同后政治影响的痕迹。

有了第一首,就会有第二首、第三首,王洛宾又根据义源工厂的那个哈萨克族女工以及采风得来的资料,编写了《玛依拉》和《都达尔和玛利亚(就是:可爱的一朵玫瑰花,赛地玛利亚)》等歌曲。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笑话,比如《我等你到天明》这支歌,他署的是哈萨克族民歌,这倒没错。但写歌词,他从地图上知道新疆有个塔里木河,又想到哈萨克人是放牧的,逐水草而居,就想当然地写到“塔里木河水在奔腾”。其实哈萨克族并不居住在塔里木河流域,那里是维吾尔人的地盘。当然这支歌各民族都喜爱,流传很广,人们就这么唱,并不把歌词中的塔里木河再改成其他河了。这也见出人们对这首歌的喜爱,以及文化的力量多么强大。《我等你到天明》的歌词是:

  塔里木河水在奔腾,孤雁,飞向夜空

  黄昏中不见你的踪影

  从黑夜等你到天明

  啊,那羊儿睡在草丛,在山脚闪着孤灯

  我的姑娘啊

  从黑夜等你到天明

  后来有人把第一句改成了“赛里木湖水”,赛里木湖在北疆,那里的确是哈萨克人游牧的地方。

  王洛宾在这里兴致勃勃地创作,他忽略了家庭,没有细致入微地呵护和关心洛珊,他粗心地没有去体会洛珊内心细致复杂的思想感情。教一些不懂事的女孩子绘画,没有一点文化娱乐和社交活动,吃不惯这里的牛羊肉,闻不惯那种味道,听不惯街上那诵经的声音,看不惯那些人的穿戴,女学生也包着个大头巾,唱歌时都不愿摘下。在这里连找个可以说话的人都难,更谈不上自己中意和拿手的舞蹈。这里连电灯都没有,而自己还有高原反应,经常头昏脑胀。虽然有和自己志趣相投的男人,可这男人像着了迷一样往外跑,天天不着家。这样过日子简直是虚耗生命!她把自己的委屈和不满对丈夫讲,可丈夫只是安慰她。讲的多了,意见不合,难免生气,甚至连这爱情都消磨得所剩无几。最后王洛宾只好同意了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洛珊退而求其次的提议。王洛宾抽空送洛珊回到兰州,安顿好家,住了一个阶段,王洛宾就又匆匆地返回青海。这,便埋下了婚变的种子。满打满算,洛珊在青海只呆了一年。

  接下来说王洛宾此时的工作。

  王洛宾是个办事认真的人,既然人家委派我做音乐教官,待遇又优厚,而且马步芳积极抗战,王洛宾没理由不认真工作。他写了很多抗战歌曲,排演剧目,教育和宣传民众投身抗战,也鼓舞马家军的抗战士气。

  王洛宾的宣传工作做的好,很有才华,所以深受马步芳的赏识和器重。他叫儿子马继援跟着老师学,“你看人家王教官,你好好学着”,这是马步芳经常对儿子说的话。马继援没有事的时候就围着王洛宾转,学唱歌,听故事,听王洛宾讲外面的世界。王洛宾给他讲自己的经历,讲爱情,这或许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这个青年。后来已是少将的马继援在重庆一见钟情地爱上了张训芳小姐,打听到张训芳是南京才女,就托宋美龄做媒。马步芳因为她是汉族,且名字中有个“芳”字,与自己的名字相冲突,不同意。而女孩的爸爸因为女儿要嫁给个回族,也不同意。没想到马继援先是大雪天跪在未来老丈人家门前,一跪就是十几个小时,不答应不起来。等到老丈人和丈母娘答应了,再来恳求父亲和母亲。马步芳无奈,他很疼爱和看好这个唯一的儿子,人长得帅气,又聪明能干,是将才。马步芳之所以给儿子取名马继援,就是因为他特别崇拜汉代名将马援,给儿子取名意思就是要让他继承马援,建功立业。马步芳拗不过儿子,只好答应儿子娶这位汉族姑娘,不过她要改信伊斯兰教,还要把名字中的那个“芳”字改掉。女孩为了爱情也答应了,终于成全了这门婚事,马继援和张训芬联姻。这是民国时期传为佳话的很著名的婚姻,而且他俩感情一直很好,直到退败后一起到台湾,到终老。

  很多王洛宾在这时写的抗战歌曲因为时过境迁,都散佚失传了。留下来我们知道的有《送郎出征》、《我们是抗日远征军》、《爱子孙更要爱我们中华》等。他还编写了不少实用性的歌曲,比如《筑路歌》,是为修建青藏公路而写。《吃饭歌》是部队吃饭前唱的,内容是要珍惜粮食,《织布歌》则是讲纺线织布,勤俭节约。王洛宾还编写和排演了两幕歌剧《沙漠之歌》,音乐主要用的就是自己搜集整理的维吾尔和哈萨克民歌,而故事是根据自己的经历改编的:一个青年歌手来到草原宣传抗日,草原上的人们过着亘古不变的生活,他们不理解为什么要抗日。青年告诉他们,如果不抗日,就会国破家亡,你看那侵略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难道要眼看着他们一步步逼近家乡吗?草原上的人们明白了,这些牧人组成了一支队伍,在一个傍晚骑着马出发,走向抗日战场。

  由于抗战宣传工作做得好,青海民众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青海子弟兵纷纷参加抗战上前线。在抗战队伍中,一支由青海回民组成的骑兵师骁勇善战,在中原淮阳会战中打出了威风,令日本人听到青海的马家军就胆战心惊。

  王洛宾在青海的这些经历,是历史的客观真实,应当还原。

  他不把他的功绩归公于“党的领导”,能有好结果吗?能活下来就不错了。

  “三毛女士”才是真正地爱上音乐人,梦鸽就是个卖淫的婊子。

第十节:最是那一回首,天籁《在那遥远的地方》

  洛珊留在兰州了,王洛宾感到轻松了许多,不需要争吵了,可以甩开膀子搞自己的音乐了。一个“六月六”,他分成两半儿,前三天去金银滩赶藏族人的“祭海”活动,后三天去莲花山赶汉族、回族等多民族的“花儿会”。藏族人“六月六”的“祭海”是祭奠青海湖的神灵。远处是广大的湖泊,近处是辽阔的草原,草原上布满了从各处来的人们扎下的白帐篷,像一朵朵蘑菇生长在草地上。商人把巨大的木酒桶运来,人们杀牛宰羊,唱歌跳舞,饮奶茶喝美酒,通宵达旦。王洛宾很喜欢这种情调,自由、豪爽、热情、浪漫。白天白云朵朵,芳草萋萋,夜晚群星璀璨,熏风习习。草原如此美好,而那朴实、豪迈、诚恳、善良的藏族人,更让王洛宾感到亲切可爱。莲花山“六月六”的花儿会则又是另一番情调。汉族、回族、藏族、撒拉族、东乡族等等民族的人们来游山,姑娘们羞涩,小伙子热情,老人们则一方面像是怀旧,一方面又好像是要给后人们做出某种示范。人们在这里唱“花儿”,有独唱,对唱,联唱。赛歌,挑战,热浪一浪接一浪,笑声一波又一波。很多青年男女在这里眉目传情,物色自己的意中人。王洛宾一会儿到这边,一会儿到那边,忙着记录他们的曲子和唱词。

  转眼到了1939年夏天,中国著名的电影人、导演郑君里带着一班人来到青海,要拍一部反映各族人民生活的纪录电影《祖国万岁》。王洛宾应邀协助参加拍摄工作,一起来到青海湖畔的金银滩草原。之所以叫金银滩,是因为这里夏季里开满了黄色和白色的野花,大地上如同洒满了金银,所以人们给这片草原取了这漂亮的名字。

  来到草原的第一天,他们在草原上忙着试镜头,也享受着草原的旖旎风光和浪漫情调。白天在湖泊边、松林下、花海中奔跑,晚上吃牛羊肉,喝酒,围着篝火唱歌跳舞。郑君里叫人用两根木杆搭起白色的银幕,给牧民们放映电影。草原上第一次看电影的人们先是惊叫,很快就安静下来,连眼睛也不眨,生怕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随着镜头欢呼,笑,草原的夜空充满着欢快的喜气。

  摄制组就住在当地的头人“千户长”同曲乎家的大院子里。这是当地最富有、最有权威的家庭,那时的人们没有什么阶级斗争的观念,摄制组和他们同吃同住,其乐融融。

  同曲乎有个漂亮的小女儿,16岁,名字叫萨耶卓玛。萨耶卓玛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红扑扑的脸膛,长长的黑发梳成十几条细细的发辫搭在身后。她的性格很活泼,爱笑,笑声像银铃。

  第二天,要开拍了。郑君里要拍这样的镜头:蓝蓝的天上,朵朵白云。碧绿的大地上,肥壮的羊群。镜头要摇到一对藏族年轻的牧羊人,他们穿着藏袍,骑着马,挥着鞭儿,放牧着羊群。然后这一对青年男女走在一起,说着什么,小伙子手指远方,姑娘随着眺望,好像是憧憬美好的未来。

  一切都是现成的,同曲乎家的羊最肥壮,羊群很大,羊只很多,画面感很好。卓玛又是姑娘的最佳人选,矫健的身材,美丽的容颜,乌黑的发辫,活泼的性格,她今天特意穿上自己的金丝镶成的彩色藏袍,骑着枣红马,显得很有神采,你就是找演员演,怕也找不到这样好的!可是少一个小伙子呀!郑君里先找了一个藏族小伙子演,试了几次镜头,都不满意,过于拘谨,过于呆板,和萨耶卓玛完全不般配。正在无奈之际,郑君里突然一眼看中了王洛宾!

  “洛宾,来来,你穿上藏袍试一试——”

  “我,行吗?”王洛宾一边说一边走过来。

  “我看你行!你是搞艺术的嘛!应该行!”郑君里鼓励王洛宾。

  王洛宾穿上了藏袍,大家眼前一亮!“嘿!还真是个英武的藏族小伙!”

  开始拍了,一切按照导演的要求,拍得很顺利。王洛宾不愧是搞艺术的,也会骑马,萨耶卓玛和王洛宾配合默契,都演的很好,导演很满意,拍摄一气呵成。忽然郑君里突发奇想:“洛宾,你和卓玛骑一匹马,再拍一组镜头。”

  按照导演的安排,王洛宾和卓玛骑上了那匹枣红马,王洛宾坐在卓玛身后,双手搂着卓玛,抓着马缰。马儿在草原上悠悠地走,两个年轻人的心儿扑腾扑腾地跳,说不清是怎样的情愫。他们骑着马按着导演的指挥向远方“淡入”。突然,卓玛双脚一夹,“驾——”地一声纵马疾驰,王洛宾冷不防一颠,身子朝后一仰,本能地抱紧卓玛。跑出了很远很远,卓玛才放松缰绳,咯咯大笑。原来这是调皮的卓玛故意开玩笑,捉弄王洛宾。马儿放慢了步子,卓玛仰靠在王洛宾怀中,任马儿自由前行。草原上落日熔金,一种幸福的美好的感情涌上了王洛宾的心头,他感觉是在梦中,甚至怀疑是处在美好的幻觉中。

  看来卓玛姑娘是喜欢这个穿藏袍的汉族小伙子,他不知道王洛宾的一切,此刻她只是喜欢这个人。而王洛宾此刻也忘记了一切,沉浸在美好的如诗如画的情感体验中。

  晚上,演电影,远远近近闻讯赶来看电影的藏族、蒙古族牧民有上千人,大家都骑着马看。银幕前站满了骑马的人,连银幕后面都是人。王洛宾和卓玛骑着一匹马看电影,后来有人问王洛宾,“你们骑一匹马怎么看电影?”王洛宾说,“怎么看电影你自己去想吧。”问话的人其实很可能想歪了,王洛宾是文化人,是个有知识教养的人,是有良知和底线的人,这是中国传统文化陶染的结果。他只是欣赏和体味那种美好的情感,并没有非分之想,更不会有什么不耻的行为。这在一些缺少教养的人那里怕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天,拍摄继续进行。中午,羊群围成一圈卧着歇息。王洛宾和卓玛躺在草原上望着天上的白云,他们沉浸在幸福中。这是拍摄的要求,也是他们内心真实的情感,他们已经分不清这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而这,正是导演最满意的状态。拍摄两匹马奔跑的镜头,王洛宾的马走在萨耶卓玛的后面,王洛宾见马走的慢,就不轻不重地朝卓玛的马打了一鞭,这次是卓玛没防备,尖叫一声,她回头看王洛宾,像是有些埋怨,又像是高兴,红红的脸儿显得特别妩媚生动。马儿跑了一圈,天真活泼的卓玛又悄悄跑到王洛宾身后,同样趁王洛宾不备,挥起鞭儿给王洛宾的后背轻轻地来了一鞭。王洛宾回头,卓玛正捂着嘴笑,眼睛里满是善意和调皮。王洛宾的心醉了。

  夕阳西下,要收工了。王洛宾随着卓玛赶羊群入圈。羊儿像听话的孩子,咩咩地叫着,有的还舔一舔卓玛的手。卓玛不时地抚摸一下羊,拿鞭子点着羊,数着数。晚霞洒在卓玛的身上,像是镀上一层金辉。王洛宾站在一旁,痴痴地看着,他感觉萨耶卓玛像女神一样,那样端庄慈祥,又像天上的彩云,那样柔美漂亮。当夕阳收起最后一抹余晖,王洛宾帮卓玛把栅栏关上。他回头看卓玛,卓玛绯红的脸儿正看着他,眼睛里是激动兴奋的目光。卓玛被看得有点不好意思了,鞭儿又一次轻轻地打在王洛宾身上。

  “停!很好!棒极了——”郑君里在不远处高兴地喊。

  夜晚,繁星满天,草原一片静谧幽蓝,只有草虫细碎的叫声。这是此次在草原上的最后一个夜晚,王洛宾陪着萨耶卓玛看完电影,又送她回毡房。卓玛半个身子已经进了毡房,转过身来,朝王洛宾深情地挥手,留下一个笑靥,那厚重的毡帘随之遮蔽了毡房里融融的烛光和梦幻般的一切。啊!最是那一回首,让王洛宾一生难忘,充满思念。

  晚上,王洛宾激动地展开纸,按照他以前搜集的哈萨克族民歌《羊群里躺着想念你的人》和藏族民歌《亚拉苏》的音乐元素,开始谱写《在那遥远的地方》。这支歌的第一稿是这样的——

  在那草原的地方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帐房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笑脸好像红太阳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好像晚上明媚的月亮

  我愿做一个牧羊人给她去放羊

  每天能看她的小脸每天能听动人的歌唱

  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

  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写完了,王洛宾很激动,他很满意这支歌,他要第二天唱给萨耶卓玛听。已经接近天亮了,王洛宾才睡去。等到第二天摄影队要走了,王洛宾醒来,他急急忙忙拿着乐谱去找卓玛告别,可卓玛早已经赶着羊群不知去哪片草场了。王洛宾就这样带着遗憾带着幸福的回想,一步一回首地离开了金银滩。

  后来王洛宾说,没有萨耶卓玛就没有这支歌。这支歌是王洛宾真实情感的演绎,和原先的那两首民歌差距很大,歌词也基本是自己的原创,你在哈萨克族民歌和藏族民歌中都不可能找到这歌词,也听不到同样的歌曲。

  回到西宁,王洛宾又加以修改,最后的定稿是——

  在那遥远的地方

  有位好姑娘

  人们走过她的帐房

  都要回头留恋地张望

  她那粉红的小脸

  好像红太阳

  她那美丽动人的眼睛

  好像晚上明媚的月光

  我愿流浪在草原

  给她去放羊

  每天看着那粉红的小脸

  和那美丽金边的衣裳

  我愿做一只小羊

  跟在她身旁

  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

  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

  别说曲子,就是这词,不是最好的诗吗?歌中姑娘的原型就是萨耶卓玛。歌中的词汇,来自对哈萨克族和藏族牧人生活的理解。这也就有了后来不了解的人误把它说成是哈萨克族民歌,也有人把它说成是新疆民歌。在流传过程中还有人这样唱,“我愿放弃了财产,跟她去放羊”,王洛宾苦笑着说,“我哪里有什么财产?怎么可能写出这歌词呢?”

  这支歌,长期由于王洛宾“政治身份”的原因,不能标明作者,被冠以“青海民歌”。在1980年代,王洛宾已经平反了,社会的政治气候因为改革开放已经好多了,有的刊物不明就里,发行时继续标着“青海民歌”。当然不止这一首歌,还有其他歌曲也是这样。王洛宾有些生气,他给主管音乐的部门写信说,“许多音乐会都把我的歌曲放在前面,却不署我的名字。只写‘青海民歌’、‘新疆民歌’,如果别人问这歌是哪个民族的,歌曲里的汉语是从哪里来的。我们说什么?唱一个没有作者的歌对我们并不体面。”

  《在那遥远的地方》1992年被文化部授予“金唱片奖”,金唱片上刻着“词曲作者王洛宾”。1993年这支歌和《半个月亮爬上来》一起,被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第二年,也就是1940年,王洛宾又来到金银滩,这次是来采风。王洛宾给老房东带来了水晶眼镜和皮袍等礼物,同曲乎见到朋友非常高兴,杀羊招待。当然最高兴的还是萨耶卓玛,她见到了自己心仪的王洛宾。王洛宾告诉她自己已经结婚,萨耶卓玛哭了,很伤心。王洛宾安慰她,给她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告诉她这支歌就是写的她,为她写的。

  这次采风历时三个月,卓玛带王洛宾到很远的地方采访民间歌手,听他们唱各种曲子,包括藏族的“花儿”,藏语叫“拉依”。王洛宾遇到不懂的地方,卓玛就给他翻译、解释。

  王洛宾回到西宁。后来因人生的变故就再也没有见过那遥远地方美丽而多情的好姑娘——萨耶卓玛。

  萨耶卓玛的人生简历是这样的:

  1922年生于青海省海晏县。1939年拍摄了电影《祖国万岁》。他要找一个像王洛宾这样的汉族人,1944年由自己做主嫁给了时任海晏县县长的汉族人史炳章。1953年拍摄了电影《金银滩》,随即患病,腹痛,1954年在海晏去世,享年32岁。按照藏族的习惯,举行了天葬,让萨耶卓玛的肉体和灵魂一起融入草原的蓝天和大地。萨耶卓玛生前无子。

  今天,在金银滩,有“萨耶卓玛”雕像,有“王洛宾音乐艺术馆”和“王洛宾文化广场”。在萨耶卓玛的弟弟高贝、妹妹才让卓玛的家里,客厅的墙壁上供奉着千户长同曲乎和王洛宾的照片,也挂着萨耶卓玛的照片。家中还陈列着王洛宾当年送给同曲乎的那副水晶眼镜,以及王洛宾在主人家做客时用过的餐具。千户长同曲乎在临终前反复嘱咐儿子,“王先生的这些东西,一定要收藏好”,儿子高贝牢记父亲的话。文革时,这些东西是藏在牛粪堆里,才得以逃过劫难,保存至今。

  再说同曲乎千户长,1958年发配到劳改队劳改,1959年在刚察去世。

第十一节:花儿谢了,太阳下山,黑暗来了

  在王洛宾的歌曲里,有两首歌曲暗含着他第一次婚姻的悲剧性落幕,含蓄地传达出作者心绪的遗憾和落寞,这就是《青春舞曲》和《曼丽》。如果说优秀的歌曲是作者真实生活和情绪的反映,那么这两首歌曲可以作为注脚。

  《青春舞曲》,似乎是欢快的,但是由于有了切肤之痛,有了对青春和爱情的难得与易失的深切体会,王洛宾的这首歌超越了简单的欢娱层面,上升到对“青春”的哲理思索和情感咏叹的层面,你能在欢娱之中受到启发,珍惜这稍纵即逝的美丽年华——

  太阳下山明早依旧爬上来

  花儿谢了明年还是一样的开

  美丽小鸟飞去无影踪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别得那呦呦别得那呦呦

  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

  《曼丽》这首歌曲是给未完成的歌舞剧《蒙古青年抗战进行曲》写的一首插曲。其中渗透了王洛宾对与洛珊爱情出现危机的担忧、无奈、怀恋和希冀的情绪——

  我俩的过去,我俩的情谊,我怎能忘记

  曼丽,怎能这样忍心离我就走去

  从今以后我是多么伤心,何时才能见到你

  只有留下的往事我时常在回忆,曼丽

  一样的星星一样的月亮,就是少了你

  曼丽,牛郎织女也能一年一相叙

  想起当年我俩一起生活多甜蜜

  如今只有在梦中和你相遇,曼丽 (读者不妨搜索“曼丽”,听一听这首歌,韩宝仪演唱)

  写这首歌的时候,洛宾和洛珊还没有解除婚约,洛宾在西宁,洛珊在兰州。王洛宾对洛珊怀有美好的感情,他一生都怀恋和洛珊在一起的那段美好时光,从来没有诋毁过洛珊,他甚至还自责自己对洛珊关怀照顾不够。一个年轻漂亮有文化的女子,怎么耐得住寂寞和荒芜的精神文化生活呢?

  在1940年冬,王洛宾就听到一些风言风语,他不相信。1941年初春,传言更多了,有朋友带来口信说家里后院起火,还引用了《诗经》“谁说雀无角,何以穿我屋。谁谓鼠无牙?何以穿我墉?”,还有鼻子有眼地说那男人是谁。王洛宾怎么坐的住呢?他风风火火要赶回兰州。朋友问若是真的怎么办?年轻气盛的王洛宾说“我要和他动刀子!”朋友拉住王洛宾,吓得脸都白了:“那万万不可,万万不可!”

  王洛宾确实买了把藏刀带在身上。路上,王洛宾想了很多。也许是闲言碎语吧,有人喜欢对漂亮女子飞短流长,洛珊总不能不接触人,也许是一些人嫉妒,无事生非,造谣生事。也许洛珊只是对那家伙有点好感,并没有发展到要离我而去的地步,我一定能挽回局面。我和洛珊的爱情是有基础的,洛珊总不至于就这样离我而去吧。不过萧红不是也和肖军分手了吗?难道萧红和肖军的爱情没有基础?但愿这不是真的。但如果是真的怎么办?男人最重要的是尊严!我非要和那家伙拼刀子不可!普希金不就是为爱人而死的吗?我不会死!就是死了,也无愧无悔!____但是,就这样死了?杀了人被判刑死了?我的生命就这样完结?我还有很多歌曲没有写呢!如果当年韩信杀了那个让他钻裤裆的泼皮无赖,那韩信还是韩信吗?但男人怎能忍下这口气?让人家这样欺辱?为了男人的尊严,还是要宰了那个狗日的!——3月底,阴冷的晚上,带着纷繁思索的王洛宾终于有点怯生生地敲响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家门”。他多么希望洛珊拥上前来,二人紧紧地抱在一起。

  开门的是洛珊,她同样有点怯生生地望着王洛宾。什么话也没有说,自己先坐回到炕上。

  王洛宾不知道说什么好,怔怔地站在那里解去围巾。

  洛珊又站起来倒了半碗水,往王洛宾身旁的桌子上一推,“你回来了?”算是一声招呼。

  “嗯。”王洛宾下意识地回答,他在想,后面他该怎么说。

  突然,洛珊冷不丁地来了这么一句——“今天晚上你住哪里?”

  “今天晚上我住哪里?”王洛宾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是我的家,我住哪里?哦,对了,她心中分明已经没有我了,今晚我住哪里?——这是一瓢冷水,把王洛宾从头到脚浇得冰凉。这是一记冷拳,把王洛宾打得晕头转向。这不是洛珊预谋的话,但生活就是如此真实,如此冷酷,如此出神入化,这句话让王洛宾的刚烈、血性、柔情、浪漫都瞬间化为乌有!能怎么样?面对这句话,你一个有文化有思想的大男人,真的连反击的理由都没有了呢!

  她已经不爱我了,她已经不属于我,这个家也不是我的家了。我就这样走了吗?那些过去的日子都不在了?王洛宾怔怔地想,他呆在那里,僵住了,不知该怎么说,怎么办了。

  “想必你已经知道了。”耳旁传来洛珊冷冷的话语,“我有爱的自由,旧的爱已经结束,现在我已经另有所爱。”

  王洛宾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这个家门的,他提着旅行包,拖着疲惫的身躯,在兰州的大街上走了很久。雪片在冷风中打着旋儿飘呀飘,有乞丐伸出手来,但王洛宾顾不上,他低着头一个劲地走,思绪很纷乱,情感很低沉,直到半夜,才不得已来到第八战区演剧队的一个熟人家落脚。

  痛苦、无奈、屈辱、恼恨,像一条条虫子噬咬着王洛宾的心。这就是爱情?这就是理想?这就是青春?我的爱情就这样完结?我的理想是我的毒药?我的青春就如此葬送?生活呀,请不要这样考验我,折磨我!——王洛宾痛苦之极,喝酒。可是,这已经是事实,是无法挽回的了。你只能冷静下来,只能面对。你的路还很长,你不能由此而消沉。——朋友这样劝,王洛宾渐渐也就清醒了。

  王洛宾到兰州报社去登了离婚启事。想清楚了,事情就简单了。两个人,没有孩子,也没有什么财产,连再见一面也没有必要了。至于动刀子,更没有必要了。当王洛宾拿到报纸,看着上面的离婚启事,他反而好像没有了感觉。两个人的事,就这样,说散就散了,但隐隐的,有一种沉甸甸的闷痛,在暗处刺激着神经。

  在兰州呆了几天,朋友的劝慰也听腻了,没有必要了。该喝的闷酒、苦酒都喝了,该办的事都办了,给重庆的朋友要寄去的歌曲寄出去了。该回西宁了,该继续自己的创作道路了。

  1941年4月初的一个上午,天气晴好,王洛宾买了些曲谱纸,提上他的旅行包,坐上一辆黄包车,要到兰州车站,他要回西宁。他叫车夫把他拉到黄河边,想临走再看看黄河。他看了看那把藏刀,叹了口气,把它抛向黄河。

  “不准动!”突然,两个穿土黄色风衣的人拿手枪抵住王洛宾的腰眼,压低了声音文绉绉地说:“王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王洛宾问。

  “没有搞错,你就是王洛宾,对吧?”

  他们叫车夫把王洛宾拉到“贤后街”。王洛宾知道,贤后街是兰州国民党特务机关所在地,但王洛宾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事,怎么会被拉到这种地方。

  兰州特务头子孙步墀亲自审问他。

  “我们从报纸上看到,王先生和太太分手了,为什么呢?”

  “个人感情的事,你们也管吗?”王洛宾由此知道自己早被他们盯上了,但自己没有做什么“犯罪”的事,所以敢于软软地顶。

  “这个嘛,我们当然不感兴趣。不过,你的伪装的确不错!但是别想逃脱我的眼睛!”孙步墀恶狠狠地说。

  王洛宾觉得很奇怪,我有什么伪装?我不过是个抗日的爱国青年、文化人,我又不是共产党,你能把我怎样?于是王洛宾大胆地说:“你可不能血口喷人!我有什么伪装?你要给我说清楚!”

  孙步墀阴阳怪气地说:“到了我这里,你还敢嘴硬!坦白说,我们知道你和共产党的关系!老实交代你的活动和计划!”

  王洛宾哪里知道,这是个讲道理的地方吗?这里是魑魅魍魉掌控的人间地狱!你就是有一百张嘴,有一百条道理,在人面魔兽那里,都是你的错!你居然还敢在这里讲理,在这里顶嘴!有你的好果子吃!——王洛宾根本想不到,他要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苦熬三年。

  其实他们抓王洛宾,自有他们的逻辑。

  王洛宾,北京人,放着中心大城市不呆着,跑到偏远的大西北来干什么!王洛宾进兰州时是和肖军等人在一起,肖军,早已经被我们确定是共产党的人了。王洛宾来时也是身穿八路军灰军装,肩膀上有“八路”的臂章。共产党兰州办事处的头头伍修权接见了他们,请他们吃饭,他们会是纯粹搞艺术的吗?别看王洛宾一天唱歌跳舞,穿着西装结着领带,但他好像又很能吃苦,四处奔波,和一些少数民族牧人以及他们的头人打得火热,这不是共产党的群众路线又是什么?不是搞什么统一战线又在搞什么?他分明是以收集民歌做掩护,为共党收集情报,搞什么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这难道不是“共党分子”的做派?他还打入青海,打入抗日革命队伍!他二进青海,进去时西装革履,尖头皮鞋,蛮有音乐家风度,去了以后居然穿起了回族服装,黑夹夹,小白帽,装什么相?这不是共产党深入“民间”、“士兵”那一套吗?王洛宾这家伙不发财,不谋名,到处“流窜”,他不为共党做事为谁做事?——说不定这是一个大家伙!抓住了搞出名堂来,那就是我们的成绩,就是我们的功绩,就是我们的成就,我们就……

  就这样,王洛宾被无缘无故地逮捕,在贤后街的原四川会馆关了几天,又被转移到沙沟监狱,那是让人闻声色变的兰州国民党统调处秘密监狱。

  一辆木笼囚车,由马拉着,穿过高低不平的土路,穿过黄河大铁桥,穿过整个兰州市,由南向北,缓缓地走过。王洛宾胸中满是愤懑、屈辱和不解,我只不过是一个音乐人,爱国的青年,我怎么就这样成了“罪人”?一路上,他看到人们也疑惑地惊恐地望着他,他想起了霍洛瓦特夫人讲的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故事,他的心情慢慢平静了,一首新的歌曲在他的胸中酝酿——

  荒野里夕阳暗淡,

  囚车的木轮挣扎旋转,

  车夫暴躁地打着皮鞭,

  野兔惊慌逃进自由的麦田。

  囚人频息,

  马儿气喘。

  前面是无尽的坎坷路,

  后面盯着几只冷酷的眼。

  饥饿的黄昏呦,

  炊烟总是那样的遥远。

  这支歌名为《黄昏炊烟》,是王洛宾写下的第一首“囚徒”之歌。从歌里你可以看出,王洛宾是一个真正的浪漫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一个诗人和音乐家。

  一下车,他就急忙索要纸笔,把歌曲写下来,生怕忘了一个字,一个音符。

  沙沟监狱位于兰州城外十几里的李家湾,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四面满是沟沟坎坎,有垃圾场,有乱坟岗,常有野狗瞪着血红的眼睛撕扯死亡了的婴儿的尸体。监狱土夯的围墙上布满铁丝网,里面更是阴森恐怖,夜晚常常传来上刑的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监狱由两个大号和一个小号组成,大号是大土炕,一个号子里关二十多人,所谓小号,是一间更大的牢房,里面像鸡笼一样分隔成12个小号,犯人单独关押,一人一间,专门关押共党要犯、顽固分子、女犯和违犯监牢纪律的需要惩戒者。王洛宾就被当做共党要犯关在6号笼子里。再说这笼子,只有一米五长,一米五宽,一个逼仄的土炕上是一堆恶臭的麦草,人躺上去伸不开腿,只能弯着腿,侧着身子,像一只大虾一样使劲把头往墙上拱。就因为这三年牢狱,王洛宾一生都睡觉侧着身子,蜷曲着腿。这是沙沟监狱给他的睡姿的定型。

  “你老实交代!不要想蒙混过关!我们已经掌握了你的一切!”又是孙步墀来亲自审问。

  “我能交代什么?我抗日,难道有罪吗?我写了那么多歌,人们在唱,你们也知道,难道我唤起民众的生活热情,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有罪吗?”王洛宾大声地申辩。

  “来人呐,敢嘴硬,收拾他!”

  王洛宾被打的浑身是血,被塞进那个笼子。

  “你好好地想想吧!”孙步墀笑着留下这样一句话。

  想什么呢?想我为什么被关进监狱?他突然想起一件事,不知道和自己被捕有没有关系。就在去年,1940年,一个要好的朋友给他介绍认识了一个人,据说是从苏联回来的,是共产国际的。那人很神秘,有两个假名字。在小茶馆里,他让王洛宾用俄文填一份表格,说是一个先进的国际组织,为今后联络用的。王洛宾为了了解俄罗斯文化就填了。会不会因此而逮捕我?但是观察了几天,没有任何人说起这件事,而且他们根本不懂俄文。

  看来不会是因为此事被逮捕,那又是为什么呢?听说和洛珊相好的那个以前是剧团的人,后来加入了中统。会不会是这家伙报复我?诬陷我?不会吧,人心还不至于这么坏吧?以前也认识的,夺了人的妻,也没理由要整死人呀?再说洛珊也不会同意这么做的,他如果这样做,不会讨好洛珊,甚至会让洛珊反感的。唉,也难说!道心惟微,人心惟危。谁知道呢?——王洛宾不愿提那个人的名字徐则林。

  监狱里的饭食是少的可怜的冻烂土豆汤和窝窝头,想到那“炊烟”,那“自由”,王洛宾大声喊“放我出去!”“我没有罪!”——可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

  王洛宾第一次穿上了囚衣。他慢慢地观察,发现监狱不一定是关“坏人”的地方,甚至是关好人的地方。1号是个温柔美貌的女子,叫王德纯,一看就是有文化的人,还透出大家闺秀的典雅和贤淑。后来知道她是从四川老家出走,和归国抗战的华侨青年翁克俊相恋,没想到一对情侣来到兰州,却遭逮捕。男的关在11号,女的关在1号,咫尺如隔天涯,不得相聚。2号的真名叫丛德滋,王洛宾初到兰州时见过,他是八路军办事处主办的“民众通讯社”的主编。见王洛宾也进来了,还开玩笑地对大家说,“孙步墀怕我们在狱中寂寞,给我们派来了音乐家!”王洛宾旁边的4号是一个胖乎乎的姑娘,是公路局的女职员,看上去很周正。对面的5号关着一对母女,母亲叫樊桂英,女儿才三岁,叫罗力立,大家把她叫丽丽。王洛宾是6号,而12号是一个刚强的小伙子,大家叫他小尤。他常和狱吏作对,常被拖出去打得皮开肉绽,可他依然怒对狱吏,笑对狱友。

  后来在狱中时间长了,了解的更清楚了,故事也多起来。11号翁克俊,华侨,家里富有,他从南洋归来投入抗战。他的英文很好,做老师又做翻译,不知为什么,后来又到兰州公路局做了司机,他可能是共产党员吧?他知道王洛宾是搞音乐的,于是写了一首歌词,交给王洛宾。王洛宾谱了曲,就是那首《来!我们排成队》,歌词有:

  我们走向无极的宇宙,

  去寻找无极的美。

  来!我们排成队——

  齐声歌唱,

  自由万岁!

  这支歌大家都唱,而1号,他的爱人王德纯唱的最积极,最动情。可是有一天,11号翁克俊被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1号王德纯哭了很多天,大家怎么劝都没有用,可是后来听不到声音了。一天王洛宾正纳闷,5号的小丽丽拿来一张纸片,王洛宾展开一看,他马上明白了,这是王德纯写的歌词,让丽丽拿过来的。王洛宾读着读着,禁不住心灵的颤动,泪水奔涌。他拿过用旧牙膏皮卷成的所谓“锡笔”,铺开发给的所谓写“归降书”的纸,为它谱曲:

  春去也!绿增古松巅。

  声潺潺,浪瀑青丛外。

  阳光透叶,水珠失散;

  人生堪叹,似水流年。

  绿深泉竭山色减,

  雏蝉怔恐岁月迁。

  一声声,

  唤他还!

  这首歌名叫《春去也》,当王洛宾第二天唱给大家听,监狱里静悄悄,人们无不泪洒衣衫。之后,监狱中就常听见1号那凄婉的女声“春去也……一声声,唤他还……”

  5号樊桂英的丈夫叫罗云鹏,是中共甘肃省工委副书记,他们两口子都是共产党员。罗云鹏已经被秘密杀害于沙沟,所以只剩下樊桂英和罗力立母女俩给关在5号笼子里。

  一天,不到四岁的小丽丽一拐一拐来到6号笼子王洛宾的面前,她把两手背在身后,歪着头笑眯眯地对王洛宾说:“W叔叔,你猜,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W,是王洛宾教丽丽背英语字母时告诉她自己的名字。

  “馒头呀?”

  “不对!”

  “包子吗?”

  “不对!”丽丽很骄傲地摇着头。

  王洛宾不忍心再说其他的好东西了,“丽丽告诉W叔叔,你说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

  “大豆!”丽丽口中快速地蹦出两个字,然后慢慢地把背着的手伸向前,展开来让王洛宾看,小手手里是两颗炒熟的蚕豆。王洛宾的鼻子一下酸了,眼泪忍不住地夺眶而出,丽丽的母亲也在对面的木栏里抹眼泪。王洛宾隔着木栅栏把丽丽揽在怀里,轻轻抚摸着丽丽的头发。

  “W叔叔,你怎么哭了?”丽丽不解地问。

  “叔叔笨,叔叔不知道世界上最好吃的是大豆,所以叔叔哭了。”

  丽丽一拐一拐地到妈妈那里去了,王洛宾胸中涌动着一股悲、一股怜、一股愤、一股爱!他能做什么?他只能拿起笔来,写下为丽丽创作的歌曲《蚕豆谣》——

  蚕豆杆 低又低

  结出的大豆铁身体

  牢房的丽丽夸大豆

  世界上吃的数第一

  小丽丽 笑眯眯

  妈妈转身泪如雨

  街头上叫卖糖板栗

  牢房中大豆也稀奇

  小丽丽 有志气

  妈妈的哭声莫忘记

  长大冲出铁大门

  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王洛宾的倔强劲又上来了,他根本不管狱吏听见会怎样,会不会因为歌词的“政治气味”不对而给自己带来不测!“你平白无故地欺压我,还想让我给你唱赞歌?!”王洛宾心里想。

  本来,监狱是受苦难的地方,人们的情绪普遍低沉。但王洛宾来了,带来了歌声,狱友的精神状态好多了,而且王洛宾的歌能写他们自己的生活,表现出正直的精神和人性的情感,他们很尊敬和赞赏这位音乐家。而狱吏们虽有不满,可“监狱守则”里并没有不许唱歌的规定,而且歌曲好听,囚徒们也不闹事,他们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王洛宾在监狱里3年,写了30多首歌,除了上面讲到的,还有《囚人之歌》、《我爱我的牢房》、《想、惦、忆》等等。就因为《囚人之歌》、《我爱我的牢房》,在1960年,竟成了王洛宾的15条罪状之一:歌颂国民党的监狱,配合反动阶级对革命者的摧残和羞辱!那么,就让我们看看这两首歌的歌词吧。

  《囚人之歌》:

  睡呦睡呦 木栏里的人

  收拾起你那零碎的心

  梦神将打开冰铁枷锁

  带你去寂静的森林

  那儿没有恐怖的鞭影

  那儿没有谩骂的声音

  只有你 只有你

  一片蓝天一朵白云

  《我爱我的牢房》:

  我爱我的牢房

  像是一座小摇床

  头依靠西窗

  脚抵住东墙

  我爱我的牢房

  鸿雁常来常往

  年年把我的思念

  带到我生长的地方

  我爱我的牢房

  它从未阻止我的想象

  我的心常去那万里云空

  作着无拦阻的奔放

  这在文艺批评家眼里,会是批判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且具有反讽的黑色幽默的艺术特征。可是在那左得出奇的年代,在红色打手眼里,却成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把柄,当然也成了他们“不学无术”的证据。

  再说狱中的这些狱友吧。

  1号王德纯,爱人11号翁克俊在森严肃杀的气氛中被军警带走一去无消息,大概是被杀害了。王德纯唱着自己作词、王洛宾谱写的曲子《春去也》在狱中苦苦地盼着。沙沟监狱看守所所长李茂伯不怀好意,他看上了王德纯,假惺惺地欺骗说,“翁克俊还活着,只是转移了一个地方关押,你要是嫁给我,他保管死不了,还有可能释放。”为了牺牲自己而救出翁克俊,王德纯真的嫁给了李茂伯。1950年,李茂伯因累累血债被枪毙,而王德纯成了反革命遗孀,她带着一个孩子苦苦挣扎,后来不知所终。她终究没能换回翁克俊的生命,却又搭上了自己的一切!——这只是艰难时代的悲剧之一了。

  4号,王洛宾在1990年代才见到,她已经是铁道部的离休干部。

  5号樊桂英和罗力立,1993年王洛宾专程到山西运城去看望。樊桂英已经瘫痪在床,不能说话。当女儿罗力立大声说这是6号王洛宾时,老人认出来了,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和万千思绪,她呜呜地哭着。王洛宾给罗力立带了一包大豆,尽管生活好了,大豆不值钱,但罗力立很珍视这份感情,他当即给王洛宾做了油焖大豆,王洛宾和她一家人在百感交集中品尝着“蚕豆谣”。罗力立是中专教师,已退休。

  12号小尤,那个刚强的小伙子,山东人,一口浓重的方言饶有趣味。他问王洛宾“想、惦、忆”可有区别?王洛宾和他一起分析。他看别人写歌让王洛宾谱曲,他也写了一个,就叫《想,惦,忆》, 王洛宾看写的不错,也谱了曲。小尤太梗直,大骂狱吏,竟被活活打死。尸体搬出12号笼子时,狱友们低声唱着“想,惦,忆,望明天,我们手挽手走遍天下”,为他送行。

第十二节:救我的那个人(上)

  王洛宾去兰州了,起初西宁方面并没有注意。可是过了很长时间,怎么还不见王老师、王教官?连会计都忍不住了,指着花名册问,“看,王洛宾怎么还不来领薪水?签名处一直空着,这让我怎么盘账?”

  “王教官可能家里有些事,需要些时间处理。”知道一点他家庭纠纷的人这样想。

  过了快半年了,还没有一丁点儿消息。该回来了呀,什么事情几个月还处理不完?人们急了,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失踪了?杀人了?他回去时还带着刀子!于是这才有人赶紧汇报给军事长官,省主席——马步芳。

  马步芳起初也觉得王洛宾回一趟家不容易,两口子应该多呆一段时间,甚至有意不问这事,好让王教官多吃几个月空饷。但快半年了还没有回来,没有一点音信,他也感到奇怪。听到人汇报,才感到问题严重!王洛宾这个人虽说是汉人,但是有文化,有才华,是个才子。小伙子待人也诚恳,工作也踏实,是个可交的人。王教官对我们青海的文化有贡献,他的《在那遥远的地方》从重庆唱到全国,又从重庆唱到了美国,让全中国和全世界知道了我们青海!王教官是我们青海的一张名片,一个宝!王教官这个朋友值得交!赶快,去了解一下,王教官怎么还没有回来?打听清楚了立即向我汇报!

  部下经过四处打听,马步芳才知道了王洛宾原来是叫国民党军统方面给逮捕了,是“共党嫌疑罪”,关在兰州沙沟监狱。马步芳听说了拍桌子大骂,“王教官怎么会是共党嫌疑?王教官是我的人,是什么分子也该由我来处置!你兰州管的也太宽了!”

  他立即给兰州政府方面打电话,兰州政府方面一听说是青海马家军司令、省主席马步芳,连忙说我们调查一下,会解决好的。

  马步芳也就放心了,心想事情不久就会解决。哪想过了一个多月也没有消息,他又拨通了兰州政府方面的电话。电话那面吭吭哧哧,说什么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很多问题还很不好说,各部门之间也有很多规则。马步芳气不打一处来,厉声呵斥!对方只是唯唯诺诺地说道歉,但对事情本身根本没有丝毫作用。原来兰州政府方面也去联络经营,但由“军统”管着,他们没有办法,又不好意思把真实情况给马司令马主席汇报,就这么一直拖着。

  马步芳又给甘肃省党部、甘肃省政府打电话,以为这样没问题了,可他没想到各方面又是推诿、扯皮,又推了两个多月。马步芳直接给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打电话,想不到连那谷正伦都说没办法,说他了解了,王洛宾是共产党要犯,由军统方面直接办理,而军地两界,他也插不上手。

  马步芳没想到这么个“小事”,竟惹得这么“麻烦”!这时,外面传言,王洛宾已经被装在麻袋里投进黄河了。马步芳也信以为真,因为的确军统方面经常把“敌对分子”甚至“激进青年”装进麻袋抛向黄河。马步芳连连叹息,甚至很有些悲痛和遗憾。

  因为王洛宾回兰州了,西宁回民中学的音乐课停了,没人教了。这也罢了,马家军里没有了这个音乐教官,很多文化方面的事情玩不转了,没人干得了。没人教歌了,连队的气氛和往日大不同,士气仿佛都低落了许多。

  当后来接到王洛宾并没有死的确切消息,“百忙”之中的马步芳十分高兴,再不容耽搁,立即着手营救,并且还花了不少银两来打点兰州各方面。

  这是1943年秋季了,牢里关进来一个姓边的,此人属于军统方面的特务人员,因为贪污,被判两个月监禁。他是受优待的,可以在牢房间走来走去,还可以帮人买东西以赚点钱。王洛宾知道他很快会出去,就想自己可以脱离苦海的办法。王洛宾见他贪财,可自己没有钱怎么办?兰州又没有亲人。他就对那个姓边的说,我在青海有人缘,马主席都认得我,待我好,你若把我在这里的消息传给青海方面,让马主席知道了,将来我出去,可以给你在青海找个好工作。

  这老边把王洛宾给青海驻兰州办事处的信转给了那里的谢主任,谢主任连忙向青海的马步芳汇报。就这样,打通了各方面关节,1944年2月,经过马步芳营救,王洛宾终于活着走出了魔窟——沙沟监狱。从1941年4月到1944年2月,王洛宾蹲了三年国民党的大牢。

  客观地说,没有马步芳的斡旋营救,王洛宾的命运不知会怎么样,说不定就是会被拉出去枪毙,或者装进麻袋扔到黄河里去。

  二月,王洛宾在兰州的青海驻兰州办事处谢主任那里将息了一个月。三月,马步芳派人派车把王洛宾从兰州接回西宁。“王教官要回来了”的消息传遍大街小巷、学校军营。

  王洛宾是我的朋友,王洛宾是我的人,是我的音乐教官,是我们青海的功臣,是我把他救回来的。我一定要给他好好接风,洗洗晦气,风光风光。想到那个孙步墀因车祸摔死在了华家岭,马步芳恨恨地骂“死得活该,天报应!”

  三月的西宁,天气还很冷,但是人们欢迎王教官的热情却很高。马步芳让军人们在东关列队,欢迎王教官。而市民和学生也喜欢王老师,又是这么大的阵势,所以几乎全城出动,万巷一空,整个西宁像当年长安城欢迎苏武回来一样欢迎王洛宾。

  马步芳还摆宴席,给王教官接风压惊。席间,马步芳高兴地说:“我们在这搭热烈地欢迎王教官凯旋!王教官是我们青海的光荣!现在,全国各处都在唱一个咱们青海的歌,叫《在那遥远的地方》,连美国都知道咱们这搭了。这是王教官给咱们青海挣来的荣光!我要让全国都知道,我青海有一个王洛宾王教官!”他的儿子马继援也很高兴,在一边小声对王洛宾说:“王老师,真的十分高兴,欢迎你又回到咱们西宁!”一边说着一边泪花闪闪。王洛宾也很激动,说了不少感激的话。王洛宾对马步芳的知遇之情和搭救之恩充满感激是理所当然的。

  当时的西宁,军政民的界限并不是很清楚,连一些军人都是既训练,又回家种地。王洛宾回来后既做昆仑中学的音乐教师,又在教育厅里做地方干部训练团的教育科长及教导处长,还在马家军队里任军官训练团教官,政工处长,上校军衔。于是,王洛宾成了青海军、政、学界共同的音乐教官,从马步芳到普通百姓,一律称他“王教官”。

  后来,王洛宾就是因为这“历史反革命罪”在共产党的监狱里蹲了15年,受尽了苦难。有人问王洛宾,当时你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为什么还去马步芳那里?王洛宾一五一十地说:“当时我也想回北京,或者到昆明去看望我大姐(注:王慕芳),我们已经有十年没见面了。我本不想回青海的,我想离开西北这是非之地,给我苦难和耻辱的地方,可是我身无分文呀!再说了,马步芳救了我,人家真诚地接我去,我总要知恩感恩知好歹吧?我怎么知道他后来跟共产党干上了呢?他那时可是抗日的呀!”人又问:“那么你对马步芳印象如何呢?”王洛宾说:“社会上有很多传言,说他怎么凶残,又怎么奸淫妇女。这些我不知道,我知道他是个穆斯林,我看他平时是很严谨的人。他也有文化,爱文化,在我眼里,他的教养很不错呢。至于他和共产党打仗,打仗嘛,总是要死人的。马家军很厉害是真的,连彭德怀彭老总都吃过他的苦头。不过最后国民党被打败了,马家军被打散了,打垮了,马步芳和儿子都跑到了台湾。这也是事实,谁也改变不了的。共产党还消灭了国民党几百万军队呢,那都是人呀!你说战争残酷不残酷?!”一个年轻人问:“说起马步芳,我们都说他是刽子手,他怎么会救你,你又怎么让他救呢?”王洛宾说:“你还年轻,不懂,我不责怪你。你想,有个人不幸落水,他需要有人来搭救。这时,岸上有个能救他的人,他不叫吗?他伸过来一双援救的手,求生的本能也会让你拉住这双手呀!你得救了,后来有人告诉你,那个人是强盗,你不应该拉他的手,不该跟他。那好嘛,那当时他就该活活淹死了!——我就是那个落水的人呀,马步芳就是救我的那个人!”王洛宾接着说:“说来也奇怪,我和马步芳还真有缘分,若当年我与他第一次相遇,我不是穿黑夹夹,戴小白帽,而是西装、长发、燕尾服,马步芳一定不会邀请我到青海,那样我的人生道路完全是另一样了,也没有那些‘青海民歌’了,那王洛宾就完全是另一个王洛宾了。”年轻人继续问:“你这是知恩图报的旧思想吧?”王洛宾说:“年轻人,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得人一饭,理当知恩图报。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呢!这传统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说了,丢的差不多了。人是复杂的,有时很难用好人或坏人来简单判断,每个政治集团里都有好人和坏人,他们只是政治观点不同罢了,不能用他的政治观点简单判断好人和坏人。就是一个人,不同的时期可能会不一样,同一个时期也可能有复杂的思想和情感。做事要按照自己的判断做,不能人云亦云。汉代的蔡邕蔡伯喈,就是那个蔡文姬的父亲,很有文化的,是著名的汉赋作家。他得到了董卓的赏识,而董卓在历史上是个坏人。董卓死了,执政者不让悼念,悼念者死!蔡邕去哭董卓,结果被杀。蔡邕并不是赞成董卓的政治观点呀!他是为那知遇之情、为一个‘朋友之丧’而哭呀!历史上对此有不同看法,我认为蔡邕这样做自有他一定的道理,谁能像蔡邕这样呢?很了不起呢!这里面的道理可能你还难以理解。”

  说这段话大概是1992年,那个问话的年轻人叫郭德茂,就是本文的作者。

  马步芳视王洛宾为才子和朋友,王洛宾视马步芳为知己和恩人。王洛宾以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交友态度对待马步芳,演绎了一场“士与知己”的悲情故事。他为那一段历史和交情付出了15年牢狱的沉重代价。王洛宾一生都感戴马步芳的知遇和营救的恩情。王洛宾和马步芳、马继援的故事还没有完,后面还有延续。

  回到西宁的王洛宾把心情安定下来,就立即投入了他钟爱的音乐工作。他出狱后完成的第一件作品,就是人们熟知和喜爱的那首《阿拉木汗》。

  “汗”,在维吾尔族的人名中是女性名字的最后一个音节,是“花儿”的意思,“阿拉木汗”是“苹果花儿”的意思。这首歌曲的原初形态是流行在新疆的东疆哈密、吐鲁番一代的维吾尔说唱民歌,它的原生态演唱形式至今还在流传。原生态的《阿拉木汗》是问答式,节奏非常快,充满俏皮和生动。它的大概样态是这样的:

  (女)没有见过阿拉木汗(奈),她到底住在哪? (打听那个叫“阿拉木汗”的漂亮姑娘)

  (男)阿拉木汗(奈),她住在吐鲁番以西远远儿的地方。 (故意不告诉自己的爱人)

  (女)没有见过阿拉木汗(奈),她究竟长得怎么样?(用暗含嫉妒的语气,侧面烘托阿娜尔汗的美丽)

  (男)哎呀呀,啧啧啧,她黑眼睛长眉毛樱桃小口,可爱得很(奈),哎呀呀,啧啧啧,就像一朵美丽的鲜花。

  (女)阿拉木汗她到底长得怎么样?有多好看嘛?!(有羡慕、焦急,又含点嗔怒)

  (男)哎呀呀,啧啧啧,她那苗条的身材穿上纱裙真漂亮,她的眼睛像天上的月亮一样明亮。漂亮得很(奈),哎呀呀,啧啧啧,就像一朵美丽的鲜花。

  这首民歌是1939年冬,在“青海抗战剧团”演出时,王洛宾从维吾尔族商人沙迪尔那里听到的。当时他只是简单地记谱,记了它的大概意思,现在有时间有心情了,就翻出来重新整理创作。

  王洛宾几乎是来了个“大挪移”,改对唱为独唱,把前面的“阿拉木汗住在哪里”放在了最后面,又着意写对阿拉木汗的追求来突出其魅力,也突出了爱情的力量和美好。最后,一首几乎是全新的歌曲出来了——

  阿拉木汗什么样?

  身段不肥也不瘦。

  她的眉毛像弯月,

  她的腰身像绵柳。

  她的小嘴很多情,

  眼睛能使你发抖。

  阿拉木汗什么样?

  身段不肥也不瘦。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吐鲁番西三百六。

  为她黑夜没瞌睡,

  为她白天常咳嗽。

  为她冒着风和雪,

  为她鞋底常跑透。

  阿拉木汗住在哪里?

吐鲁番西三百六。

  歌曲写成后,由“儿童剧团”表演,一唱起来,就备受大家欢迎。马步芳听了,也非常高兴,他让王洛宾唱了一遍,唱完后,马步芳紧紧握住王洛宾的双手说:“太好了!我没有看错,你是有大才能的人,是我们大西北的大音乐家!你以后的前程好着呢!”他的方言口音把“呢”发成“泥”。这是1944年。

  转眼间到了抗战胜利的1945年。西宁虽是个小城,但庆祝抗战胜利的气氛却十分热烈。人们放鞭炮、打太平鼓、舞狮子、扭秧歌、踩高跷、跑旱船,整个西宁和全国一样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庆中。

  要准备过1946年的春节了,马步芳把王洛宾叫到自己身边说,“王教官,胜利后的第一个春节,咱们要好好热闹一把!你很有才,施展一下,让咱们西宁好好红火红火!”王洛宾提议搞汇演,由军队、地方、学校编排文艺节目,比赛、表演。取名叫“军民同庆抗战胜利文艺汇演”。马步芳听了很赞成,指示一切照王教官说的办。

  马步芳兴致很高,他要组织自己的卫戍部队参加演出,而且决心要出彩,要拔头筹。但是上什么节目呢?马步芳没有了主意,又找王洛宾商量。

  王洛宾认为在西宁这个地方,老百姓最喜欢“花儿”,你要是搞“洋东西”一是没那个条件,二是老百姓也未必接受。如果能把青海的“花儿”推陈出新,弄出花样,一定能大受欢迎。他的意见得到马步芳的赞成。

  但是“花儿”老土,西宁的人天天都有人唱,听惯了,怎么出新呢?马步芳又犯了愁。马步芳别看是个军人,是个武夫,可他很喜欢文艺,很有点艺术情趣,他还专门请王教官教儿子马继援弹钢琴唱歌呢。

  王洛宾知道马步芳喜爱“花儿”,就让他唱家乡的“河州花儿”,希望从中有所发现。马步芳开始时不好意思,但是唱着唱着就放开了。王洛宾觉得有用的,就赶紧记下来。

  马步芳唱的“河州花儿”有荤有素,有的文雅些,有的很粗俗。王洛宾说不要紧,尽管唱。马步芳唱了什么“二妹子好来实在好,走起路来好像水上漂”,还有什么“这么大的窗户这么大的门,这么大的姑娘不嫁人。”王洛宾笑着说“这是土匪的歌嘛!”马步芳也不生气。马步芳还唱了什么“情哥哥,小肉肉”等等。唱着唱着,王洛宾叫马步芳停下来。

  问他,“这叫什么歌?”

  马步芳感到很奇怪,“这就叫花儿呀!”

  “唱的是什么内容?”

  “儿娃子少年和花骨朵姑娘呀,你连这都听不出来?”马步芳疑惑不解。

  “它没有名字吗?”王洛宾问。

  马步芳想了想说,“那就叫我们回族的四季歌吧。”

  王洛宾问:“这是谁写的?”

  马步芳不好意思地说,“这是我瞎编下的,我自己喜欢,很少给人唱。”

  王洛宾问:“你能编歌?”

  马步芳说,“我是根据我们家乡的调调子瞎唱,让王教官笑话了。”

  王洛宾说,“这首歌不错呢!来,咱们一起琢磨琢磨。”

  就这样,经过几小时的切磋,应该署名马步芳词、王洛宾曲的这首《花儿与少年》歌曲写成了。为什么说是马步芳作词呢?因为词的基础是马步芳编写的,王洛宾只是提出了修改和润色的意见。为什么是王洛宾作曲呢?因为他把原来粗糙散漫、不成曲调的芜杂成分去除,按照规范音乐的标准重新进行整饬、再创造,使它完美和定格。

  王洛宾说,“就用这个歌做节目,一定精彩!”王洛宾的心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设想,但是这表演唱叫什么名字呢?《四季歌》?不够响亮。马步芳说,“那就叫《花儿与少年》吧。花儿,既是我们的青海民歌叫花儿,又是姑娘如花儿,少年,我们这搭把尕娃子、小伙子叫少年,就叫《花儿与少年》吧。”王洛宾一听有道理,就把他歌谱上面的《四季歌》三个字划掉,写上《花儿与少年》。

  春季里么就到了(这)水仙花儿开

  年轻轻个女儿家呀踩呀么踩青来呀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托一把手过来

  夏季里么就到了(这)女儿心上焦

  石榴花个籽儿结的赛过红玛瑙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亲手么摘一颗

  秋季里么就到了(这)丹桂花儿香

  女儿家个心儿上啊起了个波浪呀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扯不断情丝长

  冬季里么就到了(这)雪花满天飞

  女儿家个心上是呀赛过那雪花白呀

  小呀阿哥哥,小呀阿哥哥

小呀阿哥哥呀!认清了你再来

  1946年的春节,西宁南广场上的《军民同庆抗战胜利文艺汇演》开始了。军人、市民、从远处赶来的各民族群众使广场显得人山人海。欢乐的竞赛的气氛非常热烈。前面的节目一个接一个,掌声笑声不断。

  这是最后一个节目了,是歌舞表演《花儿与少年》。帷幕拉开了,八个面目姣好的妙龄姑娘和八个英俊潇洒的回族小伙操着浓重的河州口音唱着跳着登上了舞台。偌大的广场一下静了下来,人们惊呆了。那桃红的扇子,水绿的裤子,俊俏的脸蛋,轻快的身姿着实令人惊艳。只见他们一边唱一边跳,姑娘妩媚多情,小伙诙谐幽默,广场上的气氛又变得轻松热闹了。人们指指点点,说着笑着。当表演完毕,立即响起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当演员们在掌声中登台谢幕时,八个扮演姑娘的小伙子摘去头上的彩巾,人们发现原来是八个小伙子扮演的,掌声和笑声又一次响起来,久久不能停息。

  这个节目成了西宁人经久议论的一个话题,说那歌唱的太好了,舞跳得太好了,他们知道八个姑娘是由八个青年军人扮演的,就把这个节目简称《八大光棍》。

  这个节目夺得了汇演的第一名,西宁人心服口服。不是因为马步芳的卫戍部队,也不是因为马步芳的威势,而的确是因为它在所有的节目中最精彩。当然他们也动了不少心思,排练不让外人看,由音乐教官王洛宾从战士中挑选能歌善舞的人用心指导,所以在演出时一炮打响。

  马步芳当然很高兴,他专门设宴,请了所有演职人员和筹备组织人员,来庆祝春节汇演的成功。

  很多年后,王洛宾受难了,但《花儿与少年》却走红。不知就里的人只知道是“青海回民民歌”,但不知道它成型的真实背景。还有人以为是由青海“花儿王”朱仲禄创作的,这是怎么回事呢?朱仲禄,生于1922年,卒于2007年,他比王洛宾小9岁,卒年晚于王洛宾,是王洛宾的朋友,他们1940年代就相识。朱仲禄出生在青海南黄藏族自治州同仁县保安堡永安村,是当地著名的“花儿王”。1956年冬,全国音乐舞蹈在北京汇演,朱仲禄和作曲家吕冰、舞蹈家章新民改编创作了歌舞《花儿与少年》,这是由三部分音乐组成的,一部分是民间小调《蓝桥会》,一部分是《五更调》,主体部分就是这《四季歌》,而舞蹈动作也是来自“八大光棍”,连节目名字也是取自当年马步芳拟定的“花儿与少年”,因为原生态的民歌中根本没有这样的“新”名字。由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就说它是“青海民歌”,根本不说原创是怎么回事。朱仲禄从来没有说他是《花儿与少年》的原创,在王洛宾生前和死后他都没有说过。青海那么多人,老人都是知道这两个版本的歌舞的来龙去脉的。朱仲禄和王洛宾是同时代人,一生也是既坎坷又丰富,诚如人们对他的评论,是“鲜花与掌声相伴,牢狱与批斗相连。”他也属于另一个故事。

第十二节:救我的那个人(下)

  再说回前面1945年,王洛宾用工作充填自己的时间,可是一个人的时候还是不断勾起他孤寂和悲凉的情绪。洛珊无情地离他而去,王洛宾孑然一人,忧郁和痛苦不时来敲门。王洛宾用两只拳头轻轻击打着自己的太阳穴,不理它、不想它、不管它——可是孤独和忧伤还是挥之不去。他受伤太深。

  没事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往城外走,走不多远,就能看到草原,就想起萨耶卓玛。可是,王洛宾还是打不起精神,他已经对爱情和婚姻丧失了热情,难以振作。马继援见老师这样,就几次骑马带老师出去打猎,这样好让王洛宾散散心。一次,马继援打中了一只黄羊,王洛宾和他高兴地跑上前去,到跟前一看,他俩愣住了:黄羊倒在血泊里,身边是一只刚刚生下来的小黄羊。马继援跪下来哭了,他发誓以后再也不打猎了。王洛宾也流泪了,这件事对他也震动很大,他从这个英姿勃勃的青年军官身上看到了他善良柔情的一面。

  看到王洛宾孤身一人,情绪低落,很多人都要给他找太太,推荐人选,王洛宾都一一回绝。说的人多了,王洛宾甚至有点不耐烦。他的一位中学时的朋友是西宁中山医院院长,是从日本学医归来的,他见王洛宾一人闷闷不乐长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就劝王洛宾一定不要这样,要赶快找个爱人成婚。他对王洛宾说,“就到我们这里来挑吧,我这里好姑娘多的是,随你挑!”王洛宾无精打采地说“不用挑了,你给找吧,你给我找谁就谁,人家愿意就行。按照旧式的,不见面,结婚时再见。”王洛宾对自己前面的浪漫的新式婚姻失望了,他有点任性,有点颓废和自暴自弃。他把自己的命运付与天命,这包含着对命运的报复,也包含着对朋友的信任——这个文化人呐,就这样天真而怪诞地放纵自己的性情。

  朋友闻言就张罗开了,而王洛宾并不热心,直到结婚的婚礼上他才见到自己的妻子——黄玉兰。

  当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中撩起新娘头上的红盖头,王洛宾才看到这是一个柔美的、文静的、善良的姑娘。她一张圆圆的脸,弯弯的眉毛,白白的面庞,正喜盈盈地、有些兴奋、有些羞涩、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自己眼前的这个丈夫。

  这是1945年初夏,王洛宾和这个名叫黄玉兰的姑娘结婚。黄玉兰,西宁中山医院的护士,17岁。她完全是听从父母之命,而王洛宾也是把命运交付给媒妁之言,就这样成全了这门婚事。婚后王洛宾体会到,这是个稳重的、踏实的好姑娘,她虽然没有那种浪漫,但给你可靠和温柔。当黄玉兰知道了王洛宾这样马马虎虎对待婚姻来报复生活时,她不但没生气,反过来还安慰丈夫,“你不要太过意不去,以后我们都会好的。”王洛宾被深深地感动了,上天有眼,给我王洛宾这样一个好姑娘,王洛宾从心底里接受了姑娘的爱,也把自己的爱真心地给了妻子,他还给妻子取了一个新名字“黄静”。当王洛宾一唱起“你的脸儿红又圆啊,好像苹果到秋天”,就会想到妻子,圆圆的脸的黄静。

  王洛宾婚后的生活是安定和幸福的。他在外面忙,一回到家,就能吃到热腾腾的可口的饭菜。一回到家,就有人迎上来帮着脱去外衣,嘘寒问暖,家里很温馨。当儿子出生的时候,王洛宾高兴极了,他紧张地搓着手在院子里来回走动,心中默默地祈祷和念叨——我王洛宾成爸爸了,我王洛宾得救了,是她让我死了的心又活过来了,我的妻子黄静就是救我的那个人呀!王洛宾流下了幸福的感激的眼泪。

  一天,王洛宾去上班,马步芳把他叫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王教官,咱们都不是外人了,我就对你直说吧。现在外面做啥事,都要讲究牌牌子。我是青海省国民党的省主席,你是我的好朋友,我希望你加入国民党,将来对你的前程也很有利。”

  王洛宾也直来直去地说:“马主席,谢谢你的好意。国民党把我关了三年,我受了那么大的罪。不是你马主席把我救出来,我已经死在里面了。我还加入那个党?”

  马步芳啥话也没有说,王洛宾退了出来。

  对政治已经稍有了解的王洛宾有些后怕,这话会不会顶撞了性格强悍的马步芳,又给自己惹下麻烦?但是没过几天,马步芳让人给王洛宾送来一件从苏联来的非常时新和漂亮的皮夹克。看来王洛宾的担忧是多余了,而且马步芳后来再也没有说让王洛宾加入国民党的事。王洛宾心里想,他是喜欢音乐和青海民歌,是看重我的能力,是真把我做朋友,才这样尊重我的选择。

  1947年底,驻守北京的国民党将领傅作义六十大寿,马步芳要派人带重礼去贺寿,那派王洛宾是再合适不过了,而王洛宾也想回北京探亲,他离开北京已经整整十年,这真是一件公私两利的好事。马步芳和傅作义交情很深,抗日的时候,傅作义的军队驻扎在内蒙古,和马步芳的防线挨在一起,二人配合默契。王洛宾很有风度,很儒雅,派这样的人去给傅作义送礼贺寿,是很长自己面子的事。这是马步芳的想法。王洛宾回到北京办完正事,又恰遇母校北师大45周年校庆,学校邀请他作为校友作报告,王洛宾又说又唱带出了学校方面让他举办音乐会,于是有了《老校友王洛宾青海新疆民歌音乐会》。北大、清华、燕京、辅仁也请他去演唱,当时的《北平日报》还刊发了《西北风刮来了王洛宾》的文章,王洛宾的歌一时间在北京广为传播。王洛宾虽然人在西北,但他的一些歌人们早就会唱,他们为一次能听到这么多具有边疆民族风情的好歌而欢呼雀跃,不少人要曲谱、歌词,传抄和学唱,一时间掀起了“王洛宾热”、“青海新疆歌曲热”。

第十三节:时代巨变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打得很激烈。国民党节节败退,王洛宾感觉到时代要变了。他的一些朋友是国民党,一些朋友是共产党,他心里很矛盾,希望战争不要打下去,但这由不得他这个小人物。

  马步芳被任命为西北行政长官,统领整个西北的对共产党的作战,要保住国民党治下的大西北。他的官邸迁到了兰州,虽然有人员留守青海,但他还是把王洛宾调到兰州,让他跟随自己。

  可是国民党军队兵败如山倒,到了1949年初,大局已定,胜负已经很明显。

  王洛宾没有办法,只能这么捱着。

  1949年7月的一天,马步芳叫人把王洛宾叫到自己的官邸。他说:“洛宾——”王洛宾一听今天的称呼和往日不同,往日都是叫“王教官”,今天怎么是这么亲切的“洛宾”?王洛宾赶紧警觉起来注意听。

  “洛宾,兰州马上就要打仗了,你回西宁去吧,你是个文化人,这里不需要你了。”

  王洛宾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说,“谢谢长官!”

  王洛宾后来在监狱里想,这是马步芳放自己一条生路。打仗是要流血的,枪籽儿是不长眼睛的,后来的兰州战役打得极其残酷,很多国民党军战死,还有很多最后没办法,被逼着跳进黄河,卷入滚滚洪水。所以即使后来王洛宾因为“历史反革命罪”坐监狱,但你让他恨马步芳,他都从心里恨不起来,甚至从心底里还感激马步芳,甚至觉得自己坐牢是对马步芳救命之恩的一种对价关系和回馈。所以他特别理解吾甫尔江,那个《高高的白杨》歌曲中的人物。

  马步芳伸出手来,“你好自为之吧——”王洛宾连忙与他握手,告别。这一别,两人就彻底永别,再也没有相见。马步芳后来败退台湾,任“中华民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大使”,1975年在沙特阿拉伯病逝。

  人的一生呀,有时你真不知道命运会把你带到哪里。马步芳,使王洛宾走进了大草原,创作了那么多优秀的歌曲,成就了“王洛宾”的英名。可同样是这个马步芳,给他带来了人生的巨大灾难。再有,王洛宾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认为是“共党嫌犯”而遭逮捕,蹲了三年大牢,险些丧命。可后来共产党又把他打成“历史反革命”,蹲了15年大牢,受尽了折磨。“国民党说我是共产党,我蹲国民党的牢;共产党说我是国民党,我蹲共产党的牢。其实我什么党派也不是,我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一个流浪的音乐人。”王洛宾自己说。王洛宾还说,“正如一句维吾尔族谚语所说,‘福和祸是同胞兄弟’,一件事情发展到极端,幽默就产生了。我作为‘艺术家’,被马步芳奉为上宾‘封官加爵’,还是这个‘艺术家’,又被作为历史罪人打入十八层地狱,折磨得死去活来。我从来没有变,我只是崇尚音乐和自由。而我得到了音乐,却得不到自由。天堂的大餐我吃过了,地狱的份饭我也尝过了,我还是那个我。他们一会儿让我穿军装,一会儿让我穿囚服,我还是那个我,我并没有什么变化。这就好比照相,摄影师把镜头朝左移动,你就到右了。往右移,你就到左了。可你还是坐在那里,并没有动呀!……”还有,王洛宾的妻子,那个叫黄玉兰或者叫黄静的善良的女人,为王洛宾生了三个儿子,却早早离开了人间。晚年的王洛宾觉得自己得到的多,失去的也多;幸福多,痛苦也多;他对得起自己,却对不起妻子。所以他的家里一直挂着妻子的遗像,连三毛到访也没有摘去。

  1949年7月到9月,王洛宾是在忐忑和焦虑中度过的。王洛宾一直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人、音乐人,他和妻子商量,还是回北京去吧,可妻子是西北人,还有些犹豫,就没有走。再说这个时候走也不是办法,你不是“畏罪潜逃”又是什么呢?到时候有嘴也说不清呀!

  王洛宾有时很担心自己的命运。自己是马步芳手下的音乐教官,名称还叫做“政工处长”,军衔是上校,共产党来了没我的好果子吃。听说马步芳和共产党结怨很深,当年打散了共产党的西路军,后来又和共产党对抗到底,他们会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我杀了?——不会吧?我又没做什么坏事,更没有杀过人,听说共产党也是讲政策的。——我是个知识分子,搞音乐的,新社会不需要这样的人吗?我的抗战歌曲流传很广,很多人都会唱,我写的青海民歌、新疆民歌更是很多人都喜欢,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可是,我为马家军写的抗战的《战马歌》,他们和共产党作战时还在唱,会不会把我看做他们的死对头?……

  王洛宾陷入了惊恐不安中,而妻子黄静不断地安慰。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兵团进入“空空荡荡”的西宁,宣布青海省首府西宁和平解放。一野一兵团的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马寒冰(1916-1957)是个有文化的人,他从马步芳旧部的人员名单中发现了王洛宾的名字。王洛宾,不就是写了很多好听的歌曲的那个音乐家吗?于是,在一个早晨,他带着警卫员敲开了王洛宾家那个小院的门。

  共产党的军队里很需要文化人,很需要能拿起笔杆子能吹拉弹唱的人。马寒冰为自己身边缺少这样的人已经苦恼多时了,当他发现了王洛宾,有些如获至宝的感觉。他们谈的很投机,说丁玲,说肖军、塞克等等人,说文学,说文艺,马寒冰感觉找到了一个和自己有共同语言可以说得来的人。而王洛宾也从马寒冰身上看到共产党的军队也有爱文化、有礼貌、很谦逊的一面。

  王洛宾讲自己是怎样来到西宁的,“要不是在兰州耽搁,我恐怕是在新疆,会写出更多的歌曲。”王洛宾一方面说的是实话,一方面也是要撇清自己,来说明自己在马家军实在意想不到、是不得已。王洛宾继续说,“别看我写了不少新疆民歌,可我还没有到过新疆呢!”马寒冰说,“我们的部队可能很快就要进新疆,去解放新疆,我回去向首长汇报一下,把你的情况向首长讲清楚,你就参加我们的军队,咱们一起上新疆。”王洛宾无话可说了。他心里的真实想法是,能上新疆很好,这是我多年的愿望,但是我不愿意在军队里“混”了。可人家瞧得起自己,并不在意你这个国民党旧军官的身份,你感激都来不及呢,怎么能拂逆别人的好意?王洛宾心头实在是既喜既忧,喜的是别人没把自己当敌人当外人,而是当朋友和同志,忧的是自己已经是拖家带口的人了,也不想这样随军队进新疆,自己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呢?如果别人请你你还不答应,那会是什么后果呢?他不敢想也说不出口。他对进新疆既兴奋,又无奈。

  马寒冰把王洛宾的情况向司令员王震做了汇报,王震说,“好,那就试试吧,他马步芳能用这个文化人,我王震就不能改造他,用好他?”当时很多人都不同意让王洛宾这个马步芳的高级军官入伍,但都被王震给压下了。

  就这样,王洛宾穿上了共产党军队的军装。1949年9月20号,部队要开拔去新疆了,王洛宾匆匆和妻子告别,“你们等着,我到新疆把一切安排好就立即来接你们。”他打消心头那些负面的想法,振作精神,满怀信心和希望地随部队进军新疆。这时的王洛宾36岁。

  上新疆的路非常难走。已经下了雪,天气很寒冷,部队的装备很差,汽车很少,马也不多,王洛宾是走一段路,骑一段马,坐一段车。马寒冰照顾他,尽量减少他的负担。身边的人,有的用鄙夷和仇视的眼光看他几眼,有的又满怀敬意和热情,和他说几句话,王洛宾的心头很不是滋味。王洛宾想到两个月前自己穿的是国民党军服,两个月后穿的是共产党军服,他感到有点恍惚,感觉造化真是弄人。王洛宾看到这支部队和他以前的那支部队不同。虽然他们都很能吃苦,但这支部队上下之间虽说纪律严明,又很友爱和谐。不认识的人之间互称“同志”而不称“兄弟”,对不认识的领导称“首长”而不称“长官”。这只队伍很讲政治,重视政治学习,那么累的行军,每晚还要进行至少一个小时的学习,讲形势,讲纪律,讲为什么要到新疆。王洛宾努力地适应,生怕自己出错,怕别人笑话自己,瞧不起自己。要走路的时候,他抢着帮别人背行李,主动扛上宣传队的鼓。

  部队行军到了张掖,马寒冰拿着一张纸来找王洛宾。“洛宾,这是王震司令员写的一首诗,是鼓励同志们上新疆的士气的,你看能不能谱成歌曲,让大家唱起来。”马寒冰的眼睛里满是希望,他希望王洛宾露一下才华,以打消不少人对他的不满,因为王洛宾是他招揽来的,他也有不小的压力。他也希望王洛宾能被大家接受,让大家知道他对革命队伍来说是有用的人才。还有上新疆的路的确太难走,太遥远,不少人不愿意到新疆,部队需要鼓舞士气。

王洛宾拿过来一看,是简单的四句:

  白雪照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很有气势,意境不错,但只有这么简单的四句,怎么做歌呢?这些想法只在心头一闪。但王洛宾知道,这是对自己的考验,是自己有没有才华、有没有用、能不能立住脚的一大考验,绝不亚于人生的一次大考。王洛宾说,“我试试看,应该能唱!”听说能唱,一兵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马寒冰舒了一口气,十分开心,临走时说,“那就看你的了!”

  王洛宾接受了任务,仔细看,仔细想。他的脑海里出现了这样的图景:一支队伍,举着红旗,背着背包,冒着漫天的风雪,排着队,徒步翻越祁连山。祁连山上,乌云滚滚,狂风呼啸,雪花漫卷,战士们互相帮助,手拉手翻越雪山。走入草原,秋草茫茫,北风卷地百草折,战士们看到了希望,他们忘了疲劳和艰难,满怀斗志地向新疆进发。短,不要紧;用不同的乐句,一段写两遍,这样就是八句。唱两段就是十六句。唱四段,不就是三十二句了吗?王洛宾越想越开心,没有乐器,他就用铅笔反复写,反复唱,反复改,一个晚上,一首雄壮威武的进行曲式的歌曲成型了,歌曲的题目就叫《凯歌进新疆》。

  王洛宾给马寒冰唱了,很有气势。王洛宾给战士们教唱了,战士们很喜欢。行军的队伍响起了雄健有力、振奋人心的《凯歌进新疆》。王震司令员听了,很高兴。这是自己的诗第一次被人谱成曲,唱成了歌,更重要的是,队伍的士气大振,配合着宣传教育,让战士们有了“凯歌进新疆”的坚定意志和决心。

  你听听,那铿锵有力、威武雄壮的《凯歌进新疆》——

  白雪照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这首歌后来被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是用音乐记录这一事件的重要作品。

  这么好、这么重要的一首歌,王洛宾晚年却从不提起,甚至不愿意提起。这是为什么?王洛宾说这是“形势下的创作”,可以叫“形势歌曲”。这样的“形势作品”王洛宾后来还有不少,到时候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论述。王洛宾看重的是自己的“艺术歌曲”,那些描写爱情、描写生活的美好和苦难的作品。而像《战马歌》和《凯歌进新疆》这样的歌曲,王洛宾并没有想让它唱500年。

  回到上面。当时王洛宾也感觉这首歌写的好,自己很满意。它带来的效果是,大家慢慢地接受他了,亲切的、尊敬的目光越来越多了,他不再感到异己和敌意,他也开始慢慢地融入这个集体。

  当走进星星峡,走进柳园,走进了新疆,王洛宾的心情大好。

第十四节:新疆啊新疆!

  新疆啊新疆!让人魂牵梦绕的新疆,给人无限遐想的新疆。那里的音乐那么特别,那里是歌舞之乡。那里的瓜果飘香,那里的牛羊成群,那里的建筑和风情像童话世界一样撩动着人的想象。王洛宾没有去过新疆,但已经写了不少新疆歌曲,而且大受欢迎。一些人不理解,一个没有到过新疆的人,怎么能写出那么多新疆歌曲呢?其实这并不难理解,前面已经说过,他遇见那些维吾尔人,获得了很多新疆音乐素材,了解了不少新疆风情,王洛宾通过敏感的艺术感觉,通过想象,把它串联成珍珠般的音符。这就像小说家电影家没有到过秦代、唐代,依然能写能拍那个时代的故事。王洛宾早就想到新疆了,现在竟然是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新疆,尽管这本不是王洛宾愿意的方式,但是能到新疆,他还是感到兴奋,更何况,他还获得了生命的安全和新时代的身份。

  过了柳园,据说就是新疆的地界,进入新疆了。呈现在王洛宾眼前的,是没有一棵树、难见一丛草的荒凉。戈壁滩,坦荡如砥,风刮过,石头光溜溜地裸露着。但王洛宾还是往好里想,王维的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大概就是写这种场面吧。你看,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旋风,直直地朝天上卷,然后漫无目的地移动。巨大的落日映照着干涸的河床,给天地镀上一层赭黄。越往前走越荒凉,直到吐鲁番,才看见绿洲,看见火焰山。王洛宾和大家都很兴奋,这就是《西游记》中唐僧取经到过的地方,山都是赭红色,一层层皱褶,非常好看,你要不是到这里,你怎么能见到《西游记》里的火焰山?有维吾尔族老人赶着毛驴车,唱着歌经过,但部队在行军,王洛宾不能停下来。可他知道,这里音乐素材会很多,他将来可以在新疆一展身手。到了达坂城,队伍中有人唱起了《达坂城的姑娘》和《阿拉木汗》,王洛宾不好意思说这歌曲就是我写的,但他心里很高兴。可是没有让他想到的是,达坂城非常荒凉,只有十几户人家,低矮的土屋子,哪里能叫做城?往远处看,是一片草滩,有些老榆树,还长着些马兰花和芨芨草,它们在寒风中瑟瑟地发抖。

  到乌鲁木齐了,当时叫迪化,这还倒有城市的模样。二道桥南梁一带不仅有风格各异的外国的领事馆、有穹顶漂亮的清真寺,还有朴素典雅的八路军办事处,有红楼构成的建筑群新疆大学。大十字小十字南门北门一带更是繁华,有巍峨的银行,剧院,政府机构和成片的商铺。街市上买布匹的、卖干果的、卖烤羊肉烤馕的、卖农具的,一字儿排开,吆喝声混合着各种香味,的确有西域城市的特殊情调。

  1949年9月25日驻守在新疆的国民党军司令员陶峙岳将军和新疆省主席包尔汗已经通电全国,接受共产党的提议,新疆宣布和平解放。当马寒冰、王洛宾他们12月初赶到乌鲁木齐,一些交接手续还在进行中。这时,王洛宾已被任命为解放军一野一兵团政治部文艺科副科长,负责文化方面的接收工作,交接工作在市政府的西大楼进行。

  由于工作做得不错,当年的12月20日,解放军新疆军区签发的第一号人事通令中,任命王洛宾为军区文艺科科长。王洛宾的眼前一片光明。王洛宾负责文化工作,西大楼就是专搞文化活动的,很多文艺演出和礼宾活动都在这里进行。他还负责对外联络工作,与苏联领事馆打交道,他唱的俄语歌很受苏联领事赞赏。新疆很多人懂俄语,王洛宾也有俄文基础,正好马寒冰50年2月随毛泽东出访苏联,找来了一摞俄文版的苏联歌片,他回到新疆就叫王洛宾立即找人翻译。王洛宾组织一些人只用了短短的40天就整理编辑出汉语版的《苏联最新歌曲集》,署名“新疆军区政治部文艺科编译”。这本歌曲集铅印出来,分发给乌鲁木齐各单位,这是我国翻译出版的第一本苏联歌曲集。王洛宾因此还受到军区政治部嘉奖。

  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小小的不愉快的事,在王洛宾心头掠过一抹阴影。1950年初春,彭德怀彭老总和张治中将军一起乘飞机抵达新疆乌鲁木齐,接待工作就是由文艺科科长王洛宾来负责安排的。王洛宾心想他们二位分别是共产党和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而彭老总劳苦功高,并且参加宴会的有陶峙岳、包尔汗等重要人物,这次接待任务应当办的好,办的体面,不要显出共产党和新疆方面的寒酸。恰好原先移交过来一些好酒,有茅台、有苏联上好的伏特加,还有500套西餐餐具都没有动过。于是王洛宾不但组织了迎接宴会上的歌舞表演,还派人买来雪鸡、熊掌、驼峰肉等等,宴会办的极其丰盛体面。宴会上宾主频频举杯,祝新疆和平解放,并互祝健康。但没想到彭老总心里并不高兴。宴会上大家请彭老总讲话,彭老总讲了新疆解放的伟大意义,讲了新疆今后工作的方向和要注意的问题,最后话锋一转,讲到了今天的宴会。彭老总说,“感谢同志们准备了这么盛大的宴会和这么丰富的文艺表演。但要记住,这种事不能搞多了!这种事搞多了,我们快乐了,吃美了健康了,人民群众就不快乐了,就不美气、不健康了!以后这种场面尽量少来,莫要铺张浪费,莫要忘了人民生活的怎样!”此后彭德怀司令员就和干部战士一样在大餐厅里用餐了。

  王洛宾没想到自己这样做让首长不高兴,但他由此看到了彭德怀司令关心民众、心里时刻惦记着人民的高尚品质,他深深为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有这样的品质而感到敬佩和感动。但是他没有想到,有人因为彭老总的批评而怪罪王洛宾了,王洛宾又看到了异己的、奚落的、敌视的眼神。那眼神仿佛是说,“你一个国民党的旧军官,就是搞你们腐化堕落的那一套!还想把它搬到我们新社会革命队伍中来?”“拍马屁拍错了吧?”“马步芳的高官就这个德性,他怎么能和我们革命队伍里的人一样呢?”王洛宾看在眼里非常难受,还是要谨慎,还是要“夹起尾巴做人”,王洛宾心里想。

  后来,王洛宾被调去搞文艺,教文工团唱歌,西大楼里的接待工作由别人做了。虽说没有明文撤销或免去王洛宾文艺科科长职务的文件,但王洛宾实际上已经不做科长了,王洛宾也不说什么。这样以至于几十年后王洛宾去世了,他儿子王海成写到这一段历史,说父亲做过“文艺科长”,很多人都不相信,甚至以为王洛宾或者王海成编瞎话,自高身价。直到后来反复查找,偶然找到一份老档案,才表明王洛宾确实在第一批干部任命里被任命为文艺科科长。

  王洛宾后来从大牢里出来,那时彭德怀还没有平反,王洛宾自己也衣食堪虞没个落脚的地方,但当他听说彭老总惨离人世,于是含泪写下一首歌来纪念彭老总。歌里写到:“边疆的夜晚白雪茫茫,西大楼上灯火辉煌。各族人士聚会一堂,欢迎彭老总视察新疆。一阵欢呼一阵鼓掌,彭老总和大家叙起家常。这种酒宴过分铺张,莫忘记人民生活得怎样。如果我们只想着自己的健康,人民健康将要失去保障。……”对彭老总,王洛宾从心里充满敬仰,尤其是后来彭老总也受了那么多苦,王洛宾更感觉他的伟大。他是好人,才和人民一起受苦。而自己当时被冷落,心情低落,甚至影响到自己后面的故事,王洛宾没有丝毫的抱怨或者幸灾乐祸。王洛宾就是有这样的一颗善良之心,赤子之心!

  王洛宾心情有些低落,但还是认真做他的工作,当教文工团的战士唱歌跳舞,他就暂时忘记了不快。就在这时,他接到家里的来信,家里被抄家了。

  信是妻子黄静写来的,开头问候了王洛宾的身体和生活,然后讲家里的情况。说自己的身体不好,家里被抄家了,因为丈夫是马家军上校军官,自己成了反革命家属。家里的自行车、收音机都被抄走了,原先发给解放军干部家属的两袋小米也被没收了,一袋豆子也被拿走了,连一包棉花都被没收了,说是能制造炸药,是反革命的证据。现在,家里已经陷入困顿,她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在西宁已经没办法过了。

  王洛宾急了,连忙带着信去找政治部主任,要求请假回家去看看。政治部主任通情达理,给王洛宾开了新疆军区的证明,让他回家料理家事。1950年3月中,王洛宾急匆匆地赶回西宁。

  回到家中,王洛宾看到的情况令他心寒。家中空空荡荡,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黄玉兰的姐姐黄玉梅受到了冲击。她人长得漂亮,嫁给了青海华隆县的大地主赵廉升。赵廉升自己倒没什么本事,靠老子传下来的家业,人称“赵半川”,华隆县的大片土地都是他家的。赵廉升被抓走了,关起来还没审判,一打一吓就死了。于是黄玉梅就作为地主婆代为受罪,天天批斗,受尽了磨难。

  更让王洛宾吃惊的是,曾和他一起组建剧团的副团长赵永鉴,被抓起来枪毙了。王洛宾知道这个人很实在,没听说他做过什么坏事。王洛宾感到不寒而栗。他们一起创办剧团开展抗战工作,赵永鉴只是个剧团的副团长就被枪毙了,而自己是马家军的上校处长,谁能知道以后会怎样?联想到在新疆的一些不愉快,王洛宾的心情起了变化。

  他不想在军队里干了,不想回新疆了,他想做一个安安分分的老百姓,过自己卑微的日子。他想我给新疆军区打个报告,要求退伍,他们把我除名就行了,事情就这么简单。王洛宾太知识分子气,太不懂政治,尤其不懂共产党的政治。客观地说,这事就是放在马家军,大概也不会这么简单。王洛宾不知道,不懂,还有点任性。他想起在新疆,自己因为工作要和地方上的人联络感情,难免要在一起喝酒,有时心情不好时自己一个人也喝酒,为这事还受到批评。他又想到那些不善的眼神,我干嘛非要和他们搅在一起,不得自由?我靠本事自己也能养活自己,养活这个家!王洛宾想的太简单了。

  他先把妻子和孩子接到兰州,老丈人在兰州做小生意。可兰州的形势也不妙,天天大呼小叫,镇压反革命。王洛宾有点胆战心惊,不知道灾难会不会落到自己头上,哪天落到自己头上。他把辞职的信已经寄回新疆了,可又觉得后悔,觉得不妙,在兰州好像也呆不下去了。在那个时候,要是随便什么人说个什么,牵扯上王洛宾,都有可能被抓起来枪毙。老丈人也急了,给王洛宾一些钱,让他赶快回北京买一处小房子,好把一家人迁回北京,离开这多事的西北,离开给王洛宾带来厄运的兰州。

  王洛宾赶忙到北京,买下了一处日本侨民跑了以后被人占下的小四合院,是西城区机织卫胡同24号,王洛宾心头稍微安稳了点。北京是首都,是政权中心,总不至于像边疆的西宁和兰州,可以无法无天乱来。他还想到,反正自己的信已经寄给新疆了,也不算不辞而别。我不愿意干,你总不能强逼我吧?我对你们也没有多大价值,你们也不会拉住我不放的。我已经是一个平民了,开始我自己的生活吧。他就在老同学的帮助下,在北京八中当起了音乐教师。王洛宾其实很低调,几年前我是年轻的军官,在北京开演唱会,很风光。现在,是中学教师,不敢出风头。这就是时代不同了呀,时代变了,你还想像以前那样风光?

  王洛宾在这边工作,拾掇房子,家里那边又来信了。妻子黄静1951年3月15日在兰州生三儿子王海成时大出血,一病不起。王洛宾连忙写信叫老丈人带着一家赶快来北京。王洛宾有“挎搭子亲戚”(关系很远的亲戚)曾做过清宫里的御医,或许能治好妻子的病。家人就这样慌慌忙忙来到了北京。

  王洛宾忙着教学。当时的中学音乐课并没有教材,王洛宾就给学生教一些各学校都教的那么几首歌曲,也教几首自己写的歌。他不对人讲这是他写的,他只想低调生活。他还教会学生唱俄语的苏联歌曲和同一首歌曲的汉语版本,因此八中是第一个会唱苏联歌曲的学校。这些歌曲,就让八中和其他中学显得不一样。学生们很喜欢上王洛宾的音乐课,他不仅教唱歌,还讲一些歌曲的背景,学生更加喜欢。

  五一劳动节的游园活动,歌咏比赛,八中合唱表演了王洛宾写的《我不愿擦去脚上的泥》。歌曲让大家耳目一新。这首歌,是王洛宾进新疆时,经过吐鲁番,他在街道上走,一个维吾尔族大嫂不小心,开门把水泼洒在了王洛宾的脚背上,然后不好意思地吐了一下舌头,连忙关门。王洛宾当时就感觉情景难忘,应该写成歌,但急于行军,就没有写。现在,他又想到了,就想象是一个维族小伙子走过街道,一个姑娘没注意,开门泼水,把水洒到了小伙子的脚背上。小伙子看到了姑娘,一下动了情,想要是能认识这个姑娘该多好!所以他不愿擦去鞋上的泥水。歌曲是这样的——

  那天我打从你门前过

  你正提着水桶往外泼

  泼在了我的皮鞋上啊

  街上的人们笑得呵呵呵

  泼在了我的皮鞋上啊

  街上的人们笑得呵呵呵

  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

  你只是眯着眼睛望着我

  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

  你只是眯着眼睛望着我

  我不愿擦去那鞋上的泥

  是因为你亲手泼上的

  一辈子永远不忘记

  你的笑声笑得呵呵呵

  一辈子永远不忘记

  你的笑声笑得呵呵呵

  我不愿擦去那鞋上的泥

  是因为你亲手泼上的

  我不愿擦去那鞋上的泥

  是因为你亲手泼上的 (你不妨输入歌名,现在就听听!)

  这是一首轻快、活泼、充满生活情趣的歌曲,很多人都喜爱,北京不少老人会唱,就是因为从八中那里学会的。说来好笑,1980年代,兰州有个人说,这首歌是我写的。一个北京的老人问,呵呵,不简单,写的好!你什么时候写的呢?那人想了想说,大概是我50年代末或60年代初写的。北京的老人说,这首歌我怎么50年代初在北京就听过,就会唱了呢?那人说不上话来,只能悻悻而去。

  十一国庆节歌咏比赛,八中又拔了头筹。因此,王洛宾当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还成了北京市音教联常委,市教育工会常委,准备参与中等音乐教材的编写工作。

  王洛宾的妻子黄静自打老三出生落下病,身体素质一落千丈,常常腹泻,以至于卧床不起。王洛宾忙着工作,照顾妻子的重任落在老丈人身上。家里为了补充营养,买来鸡,买来肉,这让一些人既嫉妒又高度警觉。一个外地人家,经常飘来香味,会不会是逃亡的反革命?有人举报上去,派出所派人来检查,这让妻子受惊不小。王洛宾正好没在家,没有受到盘查。

  北京的一个音乐工作者采风团到新疆去采风,无意中和接待他们的新疆军区文工团的领导说到王洛宾,说他在北京八中干得有声有色。那位文工团的领导脸色一下变白了,急忙向军区领导汇报——这还了得!王洛宾不回来,我们打电话到青海,到甘肃,回答是找不见了。原来这家伙跑到北京了,还在北京当起了老师!这还了得!没有王法了!来人,去北京把这个王洛宾给我抓回来!

  1951年10月底,两个从新疆来的军人,在北京市公安局公安人员的带领下带着明晃晃的手铐来到八中教室,把正在上课的王洛宾“哐当”一下铐住,然后直接从学校带往火车站。

  当消息传到家里,病得卧床不起的黄玉兰——这个被丈夫叫做黄静的女人“啊呀——”一声,就昏厥了过去,旁边是老父亲和三个小孩子乱作一团的哭声。

  “我一定要回趟家,至少也要和妻子和孩子们告个别。”王洛宾想着怎样从火车上逃脱。

  你别说,还真的让王洛宾给逃脱了,上了火车,两个军人见王洛宾是个书生,就应他的请求解去了手铐,王洛宾在下一个小站上乘着火车刚刚启动,就身手矫捷地跳窗而逃。他不是要逃跑,是要回一趟家。无论如何要回一趟家,他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那边王洛宾被抓走,这边就有人来抄家,屋子里翻了个底朝天,可哪里能翻出什么电台、手枪、传单等特务工具和反革命证据?但家里人却实在吓得不轻。黄玉兰瑟瑟发抖,浑身发烧,躺在被窝里说胡话了。

  等到老岳父见王洛宾回来,又惊又喜。王洛宾讲了事情经过,老人又失去了主意。王洛宾见妻子昏迷不醒,又是掐人中,又是拿冰水洗,忙着急救。王洛宾知道别人会找上门来,就连忙对岳父交代该怎么办。还是回到兰州好,岳父在北京人生地不熟,怎么照顾病人,怎么生活?正说着,那两个军人就把王洛宾堵在了屋子里。王洛宾流着眼泪,戴着手铐挥着手,离开了妻子和岳父。他知道这一别也许就是生离死别。门外远处那些看热闹的人远远站着,指指点点说,“看,果然是逃跑隐藏在这里的反革命吧?给抓起来了!咱们没看错!”

  王洛宾这次被戴着手铐押回新疆。妻子黄玉兰带着惊恐、带着悲愤、带着无望、带着对丈夫和三个孩子的无尽的担忧,在一个多月后的黄昏里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王洛宾的妻子死了,本来不多的几个京城的亲戚不敢来抬埋,他们是国家干部,怕粘上反革命的边,危及自己。他们甚至可能还有这样的想法,王洛宾的女人,外地人,死了也就不是王家的人了,能少一事就少一事吧。这把老岳父急的没办法,还是一个没文化的远在涿州的穷亲戚,孩子称为五叔的人,赶着老牛车来,把黄玉兰的遗体拉到几十公里外自己家里的麦地里,算是抬埋了。黄玉兰死的时候才23岁!她留下三个孩子,大儿子王海燕6岁,二儿子王海星4岁,三儿子王海成才8个月。

  黄玉兰,一个善良、温顺的女人,就这样离开了人间。她除了爱王洛宾,没有享过王洛宾的福。从嫁过来的第一天起,就为王洛宾担惊受怕。她给王洛宾生了三个儿子,算是她给王洛宾最丰厚的没有比这更丰厚的礼物了。王洛宾后来做鳏夫,再也没有结过婚。一是条件不许可,二是忘不了这段情,他一直觉得自己对爱妻黄玉兰亏欠太多,他也是有意像吾甫尔江一样惩罚自己!一个情种,一个写下那么多美好的爱情歌曲、被人们称作“情歌王子”的人,他的一生,两次婚姻生活,满打满算,不足十年。而且,你没有听到王洛宾有什么绯闻。在晚年,三毛向他表示真挚的情感,都被王洛宾婉拒了。王洛宾说,“我是一个被判了‘无妻徒刑’的人。”——你知道这里的原因了吧?你知道这里的悲情和王洛宾的毅力了吧?王洛宾没有做梦梦见鸽子或喜鹊,更没有像现在的一些有名望的演员们绯闻不断,朝秦暮楚。黄玉兰,这个被王洛宾叫做黄静的女人,从遥远的大西北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北京,不到一年,就这样离开了人间,被掩埋在涿州一个叫做“上念头村”的庄稼地里。黄玉兰——黄静,你真的可以在这里的麦田里安安静静静地躺着了。当春天里,小麦抽芽拔节的时候,你是否望见了家乡?望见了家乡的玉兰花又在开放,望见你的三个儿子慢慢地长大成人?望见你的郎君在人生的坎坷路上一个人踽踽而行……

  妈妈死了,爸爸被抓走了。从此三个不懂事的孩子也开始了自己苦难的童年历程。黄玉兰的爸爸,那个来自大西北的说着一口北方土话的老头,面对三个这么小的外孙,没有办法。老人家把北京的这处房产托付给王洛宾的嫂子,他担心自己养不活8个月的王海成,也托付给她,自己带着6岁和4岁的海燕和海星一边哭着,一边骂着,回到大西北。

  最小的王海成本来是要送人的,没送成。早在兰州,黄玉兰怀上这个孩子,他和丈夫就答应要把这个孩子送人。为什么呢?他们的好朋友谢宗璠因为生孩子时做了大手术,孩子没有成活,她自己也不能再生育了。谢宗璠在兰州电台当播音员,早年在哈尔滨和王洛宾的二姐家住同一个大杂院里时她就认识了王洛宾。那一阵她常到王洛宾家里来玩,对黄玉兰的爸爸也很尊敬,和黄玉兰的关系也很好。“你们都有两个儿子了,生了这个,给我吧。我和丈夫因为没有孩子,关系正紧张呢。”王洛宾和黄玉兰没有多想,就答应了。可是孩子出生了,二人就舍不得了。谢宗璠离婚了,孤身一人到北京考广播学院,因为“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复杂”,并且还留下一张她父亲作为国民党北海舰队司令,身穿军服的照片,所以考上了也没有上成,还被隔离审查。这样王洛宾岳父想把小海成送给她,可是找不见人,送不成了。到了1955年,朝鲜战争结束了,王洛宾的堂侄王海天从志愿军文工团回来,回到陕西乐团工作,家要搬去陕西,小海成又没着落了,就把他寄养在四叔四婶家。不久四叔四婶搬到了机织卫胡同,小海成就跟着四叔四婶过。王海成后来写到,“四叔是小学校长,四婶是中学的教务主任,他们有三个儿子。他们以前上大学时是中共地下党员,当初要与我父亲划清界线也是不得已,可以理解。”王海成一直都感激四叔和四婶没有把自己送人。为了孩子,以后王海成见到父亲,四叔四婶叫海成和他的堂兄弟们一样把王洛宾叫“二大爷”,直到接往新疆,和父亲在一起,才知道这是自己的爸爸,好长时间还叫不出口。你看,那个时代,就是这么折磨人。

  王洛宾被押回新疆,带着无尽的担忧和痛苦被押回他曾经钟情热爱的新疆。“新疆啊新疆,你是我的情人呢?还是我的仇人?你为什么这样让我惶惑,给我折磨,这样考验我?上帝啊,请不要这样考验我!”王洛宾在心底痛苦地呼唤。

  王洛宾被押回新疆了,他的歌还在北京流传。王洛宾在青海时就把自己写的歌寄给北师大的同学,姓老,叫老志诚。老志诚在王洛宾走后才把20多首歌编成《新疆民间歌曲集》,当然已经不能署王洛宾的名,就署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编辑,老志诚编曲,作为《音乐丛刊》的一种由天下出版社出版发行。这些歌客观上传播了王洛宾的歌曲,但也为后来的署名问题留下一点小小的缺口,让人有空子可钻。“你看,最早署名就不是你王洛宾。”那个时候的人,也没有什么版权意识。1980年,王洛宾和老同学老志诚见面,老志诚教授特意向王洛宾解释前前后后是怎么回事,还拿出珍藏多年的出版稿,说编辑怎样要求,自己怎样拿刀片刮去每首歌后王洛宾的名字等等。王洛宾笑着说:“这还得感谢你呢,要不然,这些歌无法在民间这么广泛地流传。”

第15节:喀什噶尔,那沙枣花飘香的地方

  王洛宾这是“脱逃”,是“当逃兵”,是“开小差”。“欸,不对.是逾期不归,人家毕竟写信了嘛!”王洛宾被抓回来了,新疆军区内一时间议论纷纷。有的人说枪毙都可以,东边朝鲜在打仗,西边新疆这里正剿匪,他却在这个时候开小差,当逃兵,应该军法惩处,杀一儆百!有的说,还是要讲究政策,新疆和平解放,有许多“9?25起义”的国民党军官和士兵,王洛宾虽然不是49年9月25日听陶峙岳司令命令起义的,但也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人,不能处理得太重。于是王洛宾被押到南山深处,与一些战犯、杀人犯一起烧石灰、烧砖、伐树、架桥。

  王洛宾不会干活,从来没干过这些活,这么重的活。他的眉毛被火燎掉了,手上打起了血泡,烧石灰的毒气把他熏得头昏脑胀,干呕不止。叫他背红砖,开始成摞的红砖压在身上,他站都站不住,后来适应了了,他还非要“逞能”,比别人背的多,一步一步,双腿打颤。叫他砸石头,他开始举不起榔头,没人敢和他配合着握钢钎,后来适应了,他挥起18磅的大榔头无休无止,直到精疲力尽。伐木头,高大的云杉倒下来,吓得他不知往那边跑,后来适应了,在“顺山倒”的喉声中,他才有一丝难得的笑容。他在接受强迫改造,不这样不行。他在自戕,自我折磨,这样他才能暂时忘掉一切。他不知道家里妻子和孩子怎样,他们生死未卜,他们怎么活?

  两个月后,新疆军区军法处以“超期逾期不归”的定性,判处王洛宾劳役两年。这不是判刑,不包括在他后来所受的15年刑罚之中。

  这算是判的轻的。王洛宾继续在南山深处烧石灰、烧砖、伐木、架桥。

  1952年秋季,突然来了几个军人,叫王洛宾和他们一起坐敞篷汽车到南疆去。王洛宾问为什么?那些军人说不为什么,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王洛宾心想,反正已经判了我劳役,看这些军人态度也友善,不会有什么事,还会比这劳役更坏吗?就是更坏你有什么办法呢?王洛宾什么也没拿,也无东西可拿,就随他们上了车。

  原来,南疆军区司令员、独臂将军左齐,到乌鲁木齐开会,听说了王洛宾的事,说他那里文化工作难以开展,很需要这样的人,但没有人同意他可以把王洛宾搞到喀什去。喀什离边境不远,要是他跑到外国去怎么办?左齐说我可以写担保书,由我们南疆军区监督使用,出了问题我负责。就这样,王洛宾离开了南山,去往喀什。王洛宾对左齐也深怀感激之情,他后来说,是左齐将军让我得到了喘息,否则我很可能就累死在南山里了。他还说,“我一生被两个将军救过,一个是国民党的马步芳,一个是共产党的左齐。”左齐在文革中也受到了冲击,罪名之一就是“包庇王洛宾”。

  上喀什的路非常难走,路是砂石路,叫做“搓板路”,就像手工洗衣服用的搓板,一楞一楞,高低不平。汽车开过,颠得人肠肚都要吐出来。滚滚尘土,呛得人无法呼吸也睁不开眼睛。别人都换一换地方,尽量减少尘土的侵袭,王洛宾一动不动地双手扒住车后沿。他思绪万千,一会儿想到这,一会儿想到那。他想到自己的经历,想到家里,想到不知道后面会怎样。想也没有用,他索性强迫自己不想!

  车过干沟,车过库尔勒、库车、阿克苏,汽车整整跑了七天,才来到喀什。

  喀什噶尔,新疆南部的重镇。别看它在中国是个偏远的小城市,但是在中亚、在世界都是有名的城市。这里是亚洲伊斯兰教的一个分中心,是产生过《福乐智慧》这样的经典文献的地方,这里有著名的aizidaer****清真寺,是伊斯兰教信众膜拜的地方。

  喀什噶尔不仅历史悠久,这里民风情调也多姿多彩。无花果树下,孩子们在打用羊膝盖骨做成的“比石”,葡萄架下,有人坐在地毯上饮茶弹唱。石榴树旁,有毛驴车经过,车上坐着小巴郎和身穿艾格丽斯绸衫的老大娘。一阵阵浓郁的花香飘来,你问,人们告诉你这是沙枣花飘香。

  王洛宾虽然心情沉重来到这里,但他第一眼看到这些情景,心里就活泛起来,充满喜爱和艺术的向往。“这是个好地方,一定有很多好的歌曲,对我来说是个有用武之地的好地方!”王洛宾心想。我以前没有来过这里,都写过《喀什噶尔舞曲》等作品,进入并融入这里的生活,一定能写出好东西!——王洛宾呀,真是个文化人,音乐人,看到什么首先就想到了创作,想到了音乐。

  王洛宾的心放下来了,他给左齐司令员说请他放心,他绝不会逃跑,不会让救他的人为难。王洛宾给南疆军区文工团的青年人教唱歌,教他们跳舞,教他们弹奏乐器。闲暇时间,王洛宾自由地到街上去转悠。

  早晨,一轮红日从东方升起,把他的光辉撒在古城的墙壁上,古城镀上了一层绯红,显得妩媚而温馨。晌午,市面上热闹起来了。四面八方的人们有的骑着马,骑着驴,有的乘着马车、驴车、牛车来到集市,叫“赶巴扎”。大集市上人们熙熙攘攘,卖什么的都有,有专门的牛羊交易处,有成片的干果和鲜果摊,青皮子的伽师瓜、黄颜色的黄蛋子瓜,无花果、蟠桃、石榴、库车白杏等等水果随着季节成堆成摞地铺开来。有的老大娘或者小姑娘,只是摆几把从山上采来的画眉毛的乌斯曼草,或者摆一筐葡萄,一只鸡,蹲在那里静静地等待买主。这里有成排成排的商铺,有卖英吉沙小刀的、卖花帽的、卖套鞋的、卖各种农具和手工艺品的,琳琅面目。大夏天有卖刨冰的、卖酸奶的,当然还有各种小吃,烤包子、烤羊肉、米肺子、油塔子,叫卖声混合着各种香气,令你目不暇接,只觉得感觉器官不够用。王洛宾一般在街上转一转,买点水果尝尝,然后去看一种叫做“打瓦孜”的走钢丝杂技表演,或者到一边的歌舞圈里去欣赏他们的唱歌跳舞。王洛宾喜欢在下午暮色中看古城墙。下午,阳光给古城镀上一层赭黄,古城的墙壁显得朴素厚重,又辉煌而神秘。傍晚,古城墙的色彩又有了变化,有些幽暗,有些苍凉,甚至有几分梦幻。

  有一次南疆军区文工团去和田演出,王洛宾作为艺术指导和重要的器乐伴奏人当然也去了。这天他在和田的街道上走,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阵阵掌声。他走过去看,原来是人们簇拥着一个姑娘让她唱歌,说她歌唱的好。王洛宾挤进人群,只见那姑娘在人们的掌声中大方方地唱起来。这不是一个卖艺的姑娘,而是走过这里,被人们称赞着让她露一下歌喉,姑娘为了朋友也为了自娱自乐就唱起来。姑娘唱的实在好,但那旋律都是王洛宾听过的,王洛宾心头略略有点遗憾。等到唱完人散了,王洛宾走上去问姑娘,“你唱的这么好,还会唱其他的吗?”姑娘很有礼貌地说,“我会唱的歌不多,我奶奶才会唱呢,会唱很多歌。”王洛宾一下来了兴趣。“能带我去见你奶奶,听她唱歌吗?我是专门采集编写民歌的。”听他这么说,姑娘爽快地说,“好呀,我家离这里不算远,我带你去听奶奶唱歌。”路上姑娘还对王洛宾说,她叫乌尔尼沙,家里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爷爷的妈妈。

  转过几个街道,又走过一片树林,姑娘才把王洛宾带到了她家。

  这是一个标准的维吾尔族大院,土夯成的围墙,红柳条编成的院门,里面住着一户人家。旁边就是农田,是潺潺的流水,有成行的沙枣树,送来阵阵浓郁的花香。进来院子,右边有许多高高的秫秸花,开得五颜六色。还有玫瑰和月季,长在一起。左边是高大的桑树和打馕的囊坑。往前走,是葡萄架,葡萄架上挂着一串串未成熟的葡萄,点点光影透过葡萄架撒在巨大的和田地毯上。地毯上摆着小茶桌,旁边还放着艾羯克、日瓦甫、手鼓等乐器。葡萄架后面就是一长溜的维吾尔族民俗建筑。这不是富户,但是一个殷实的农家。

  乌尔尼沙给王洛宾介绍了他爸爸,一个壮实的中年人,介绍了她爷爷、奶奶,看上去很健康,并不显老,又介绍了他爷爷奶奶的妈妈,老人家有九十岁了,但眼不花,耳不聋,动作灵活轻便,你根本想不到她会有那么大的年纪。到这时王洛宾才知道,姑娘说的会唱很多歌的,其实是指她爷爷奶奶的妈妈。

  他们在葡萄架下的地毯上坐下来喝茶吃馕。王洛宾先把右手捂在胸前,向老人家问好,祝她健康长寿,然后一边喝茶,一边拿出随身带的笔记本准备记录他们的歌唱。只见乌尔尼沙的70多岁的爷爷打起手鼓,爸爸则拿起了萨塔尔琴,随着乐器和鼓点,乌尔尼沙的曾祖母,那个称作老奶奶的人慢慢唱起来。老奶奶唱的很典雅,声音不大,但句句清晰准确,娓娓动听。王洛宾一边欣喜地听着,一边把自己感兴趣的记下来。活泼的乌尔尼沙调皮地从不远处摘来一朵深红的玫瑰,插在了老奶奶的鬓角边,老奶奶看上去更加妩媚生动了。刹那间,王洛宾的心被打动,这是一幅多么生动美好的生活图景呀!很有生活的韵味呢!乌尔尼沙也没有闲着,她忙着用手势比划着作翻译,成为沟通的桥梁,还不时地随着老奶奶的歌声翩翩起舞。老奶奶接着唱,唱到了一首歌,王洛宾感觉和维吾尔歌曲的旋律有很大区别,他赶紧记录,说自己喜欢这支歌,又让老奶奶唱了一遍。然后王洛宾问这支歌怎么和其他的歌不一样。原来这是在和田流传很久的一首歌,大概有300年了,它是清代从喀什道台府传出的一首礼仪迎宾曲,旋律在流传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歌词也不一样了,但还混合着一种汉族和满族的风格。

  回到驻地,今天遇见的这户人家的情景久久地萦绕在王洛宾心头。那深红的玫瑰和银丝的头发,那90岁高龄的老奶奶和她娓娓的歌声,那朵玫瑰,那葡萄架和一阵阵沙枣花香,深深地激动着王洛宾,于是他拿起笔来,写下了这首《沙枣花儿香》——

  骑着马儿走过昆仑脚下的村庄呃

  沙枣花儿放幽香

  清凉蕖水流过玫瑰盛开的花园

  园中人们正在歌唱

  一位祖母向我招手

  叫我坐在她身旁

  呃,喂达代 (注:语助词,衬词)

  一朵深红的玫瑰插在苍苍的白发上

  她的歌声多么清亮

  一朵深红的玫瑰插在苍苍的白发上

  她的歌声那么清亮

  一个俊俏的姑娘正在尽情的围囊(注:聚会歌舞叫围囊)

  美丽头巾随风飘荡

  乘着撒塔琴声旋转到我的身旁

  把那祖母歌儿对我讲

  这是祖母自己的歌

  唱出美丽希望

  呃,喂达代

  这动人的歌声插上自由的翅膀

  沿着天河奔向月亮

  这动人的歌声插上自由的翅膀飞

  沿着天河飞向月亮

  这支动人的歌儿使我永远不能忘

  永远在我心中激荡

  永远记住苍苍白发记住那玫瑰的红妆

  记住祖母的歌唱

  多么美丽希望

  沿着天河飞向月亮

  呃,喂达代

  骑着马儿走过昆仑山下的村庄

  沙枣花儿放幽香

  骑着马儿走过昆仑脚下的村庄飞

沙枣花儿放幽香 (你可以输入歌名听听这支歌,刀郎演唱)

  这首歌夹叙夹议,真实记述了当天的情景,也真情歌颂了生活的美好和对幸福人生的向往。

  这么好的一首歌,但在那左得离谱的年代,被看做小资产阶级情调而不能传播。只到粉碎了“四人帮”,改革开放了,这首歌才与广大听众和观众见面,赢得大家的一片掌声和赞叹。

  半个世纪后的1994年,参加西班牙国际合唱节的新疆八一钢铁厂职工《天山合唱团》演唱了这支歌,获得了合唱二等奖。此后,很多著名的歌唱家和音乐新人都演唱这支歌。《沙枣花儿香》这首优美的歌曲才伴着王洛宾的名字,香气四溢地传播开来。

  王洛宾在南疆,通过书信得知妻子已死,三个儿子流落两地,他只能面对天山,对妻子含泪祭拜,对儿子默默思念,祈祷苍天眷顾保佑。他还能怎么样呢?他是身不由己的人,是被监督改造、“划地为牢”的人。他只有狠心地让自己少想,甚至不想。只有埋头工作,沉浸在自己喜爱的歌曲创作中,沉浸在具有浓郁民族色彩的音乐中,才能减少心中的担忧和痛苦。那些个夜晚传来的行路人为了赶走恐惧和孤独而哼唱的断断续续的散板,那“围囊”中青年男女欢快俏皮的快板,那农田里传来的歌咏爱情幸福或痛苦的对生活深情咏叹的慢板,都成了他的音乐素材,成了他抵挡人生灾难的防护板。这一时期,王洛宾记录和编写了上百首具有维吾尔风情的民歌,像《牡丹汗》、《黑眼睛》、《阿尔顿江》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1953年,阿克苏农一师胜利大渠建成,时任水利部部长的傅作义亲自前来剪彩。工地上文工团员们唱着王洛宾新创作的《胜利渠水哗啦啦流》,庆祝大渠建成。傅作义见到王洛宾也感到惊奇,这个小伙子几年前的1947年作为马步芳的使者来为我祝寿,现在已经是中年人的样子了,带着一帮文工团员在这里修渠唱歌。他不可能知道这几年在这个人身上发生的故事。

  从1952年到1954年冬,王洛宾在南疆喀什近三年。

第16节:戴罪立功

  由于王洛宾积极改造,工作出色,新疆军区给他回复了军籍,提升了工资,并把他从南疆又调回到北疆。因为乌鲁木齐更需要他,军区文工团更需要他。王洛宾一回到乌鲁木齐赶紧向军区首长打报告,希望把三个孩子接到新疆自己身边。大儿子和二儿子是1954年底接来的,最小的儿子因为小,在表弟家多呆了三年,1957年底能上学了才接来新疆。

  1957年底王洛宾出差到北京,要接回已经7岁的小儿子王海成。小儿子在四叔四婶家生活,和他的三个堂哥一起把叔婶叫爸妈,也和他们一起把这个不认识的来探亲的军人叫二大爷。四叔四婶见王洛宾来接儿子,他们父子能在一起,还减轻了自己的负担,当然也高兴。给小海成说这是爸爸,叫他叫,可他怎么也叫不出口。直到在火车上,同行的人说你再把你爸爸叫二大爷,就把你扔下火车,不带你走了,这样小海成才开始改口,把这个人叫爸爸。

  在兰州停留,小海成见到了外祖父,把他叫舅爷爷,他不知道舅爷爷为什么和爸爸抱住痛哭。小海成没有哭,他自己在一边玩耍。他不明白,这两个人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

  三个孩子在乌鲁木齐读书,就读于北门离新疆军区不远的八一小学。他们的教室是山字楼,旁边是几排低矮的平房,作为学生宿舍和食堂。八一小学是专门为军区子弟办的小学,为的是解决军队子弟的读书问题,当然也接收就近上学的其他孩子。由于是军队学校,学生的家长有不少在边防线上,所以学校专门安排了老师照顾住校的小学生。这样,孩子住校,吃睡都在学校,减轻了王洛宾的负担。

  那个年代,孩子的衣裳、鞋袜几乎都是母亲做,街上很少有卖的。做母亲的如果不会做,你的孩子就有可能挨冻受热。海燕、海星、海成没有母亲,每到衣裳该换季的时候就是王洛宾最发愁的时候。他找东家,求西家,请别人为儿子做棉衣裤。换季的季节,也是这三个孩子最难堪的时候,他们是最后换衣裳的人。老大的棉衣棉裤短得穿不成了给老二穿,再给老三穿。单裤膝盖处磨烂了,剪去,改成短裤再穿。为此,王洛宾一个40多岁的大男人,艰难地学会了织毛线。他给孩子织毛衣和毛袜。不知底细的人看见王洛宾手上拿着毛线活,还笑话,王洛宾什么也不说。小孩子有时候感觉爸爸织的不漂亮,有时织得大了,有时又小了些,嚷嚷着不愿穿,王洛宾就给他们下命令。等到他们实在冷得或热得受不了了,也就穿了。直到他们长大成家,也有了孩子,他们才体会到这个爸爸当年是多么不容易。后来王洛宾坐牢了,三个孩子就穿不上爸爸织的毛衣毛袜了。

  有人给王洛宾介绍对象,他都回绝了。除了对妻子的内疚和怀念,他还担心后妈对孩子不好,担心自己对不起三个孩子。一个八一剧场的阿姨看上王洛宾,对小海成好,领着海成看电影,给他买这买那,王洛宾知道了,叫儿子不要拿别人的东西。

  即使恢复了军籍,即使没人看管着了,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王洛宾还是一个有罪的人。他和我们是不一样的,只是这家伙有才,我们要用他的才能。尤其是反右了,他当然不是左派,对这样的人,不是要严加防范吗?当时新疆军区的很多人这样想。

  1958年底,新疆话剧团排演话剧《步步紧跟毛主席》,这是根据南疆一个叫库尔班?吐鲁木的农民想骑着毛驴到北京去见毛主席的故事改编的。话剧的内容比较少,他们怎么改都不满意,而且时间也很紧了,这个节目是要拿到明年十月进北京参加全国竞赛的,是新疆准备的给国庆十周年的大型献礼节目,可是到现在连本子都没有成型,领导很着急。

  他们想到了王洛宾,把他搬来让他改编,怎样才能出彩。

  王洛宾在情绪上是怠惰的。这个话剧本来就没有什么内容,你让我怎么办?几十年后王洛宾曾对人说,“但是你还必须写,必须往好里写,因为你是个有罪的人!”

  王洛宾不想参与这件事,他推脱说自己头上还带着“帽子”,属于监控使用人员,歌颂毛主席这样光荣和郑重的事,自己参与恐怕不合适,“你们不要因此而犯了错误,那对你们也不好。”王洛宾甚至这样说。

  前面的本子由于没有被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审查通过,原先的创作班子已经被解散了。主创人员作家陈村急得没办法,推荐一定要让王洛宾出山来修改本子。“王洛宾能参加这个工作吗?”——经过自治区宣传部和军区政治部的反复磋商,经不住陈村的“没有他来,我也干不了”的坚定态度,鉴于节目的重要性,总算是达成一致,“可以用王洛宾”。

  既然要你参加了,你就必须搞好它。为了朋友陈村的信任,王洛宾要搞好它,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如果搞不好,别人会把你怎么看?会把你往坏里想,说不定出了什么岔子会让你再去服苦役!想到这里,王洛宾不能不参与,不能不认真对待。

  他仔细看故事的原型:1955年,70多岁的于田县农民库尔班?吐鲁木,为了感谢共产党推翻了旧政权,给他分了土地,他背上馕、骑着毛驴要上北京,要见恩人毛泽东主席。他被县委的人追回来了,北京那么远,一个老人怎么能骑着毛驴到北京呢?消息传开,1958年库尔班这位70多岁的老人当上了劳动模范,坐火车来到北京,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还留下了一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上老人虔敬地感谢,毛主席笑容可掬地握住这个维吾尔族老人的手。

  王洛宾想,继续原先的思路改下去,成功的可能不大,不如换一种形式,改成音乐剧,生动活泼许多,很多细节也容易带过。音乐剧又喜庆,又热闹,很符合歌颂的气氛,而且容易有民族特色,自己在这个方面积累的音乐素材不少。

  就这样,剧本由原先的话剧变成了音乐剧,全剧由维吾尔族乐曲串联,很有戏剧效果。

  剧情中有一段是写库尔班的激动心情,本来是由一个文工团的团长写的,拿来让王洛宾谱曲。王洛宾一看,歌词写的是:

  把天下的大地都变成纸,把天下的树木都变成笔,

  把天下的水都变成墨,我们写出无数的史诗,

  也写不尽你的恩情,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王洛宾想,这哪像人们所说的不识字受尽压迫的农民的心里话?这要安在一个能吹会拍的文化人头上还差不多。

  于是王洛宾拿起笔想要重写。

  “我为什么要重写呢?给他铺上曲子不就得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这曲子就是谱不成。铺成两个完整的乐句,试着一唱,怎么也不像库尔班的心声,还和前后的情节衔接不起来。

  王洛宾十分苦恼,怎么办?他又想起“你还必须写,必须往好里写!”

  突然,王洛宾想到了古代的阮籍。司马氏镇压了曹氏集团,司马昭忙着要登基当皇帝,他暗中鼓励手下的人写“劝进表”,要做出文武百官拥戴我当皇帝的样子。不是我想当,是他们非要把这副重担让我担!——于是有个叫郑冲的小人,他本来没有文墨,但他看中这是个投机高升的机会,就找赫赫有名的文人阮籍,叫他代自己写“劝进表”。阮籍为难了!谁都知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氏杀人不眨眼。谁都知道我阮籍是大文豪,我的好朋友嵇康就是因为不与司马氏集团同流合污,被杀了。我如果不写,司马氏会认为我对抗他们,也会杀了我!阮籍陷入极大的恐惧和矛盾之中。郑冲这小子其实也是看中了这一点,抓住了软肋,逼阮籍就范!你若不给我这个面子,不写,我就到晋王司马昭那里奏你一本!阮籍没有办法,想到反正是写郑冲的感情,我只是代他写,模拟他的想法,后人会知道实情的,不是我自己的真情实感。就这样,阮籍写下了《为郑冲劝晋王笺》,留下了阮籍一生的遗憾和污点。阮籍因为“不守礼法”,司马氏手下多人屡次提议要杀阮籍,就是因为司马文王司马昭保护,阮籍才得以逃脱,得以善终。

  想到这里,王洛宾感到心头轻松了许多,现在的情况和当时的阮籍不是有些相似吗?我写的也是库尔班?吐鲁木的情感呀,我也不能不写得好呀!于是王洛宾模拟库尔班,写下歌词——

  毛主席呀毛主席,怎样才能报答你,

  我要勤生产多卖力吔!把那盘缠积攒起,

  有一天我见到你,我就说毛主席吔,

  普天下的人民都爱你吔。萨拉姆毛主席。

  这首歌是全剧的主题歌,一共是三段,第一段写“想见”,第二段写“去见”,第三段写“见到”,其中“萨拉姆”是祝福的意思。这首歌叫做《萨拉姆毛主席》,也叫做“库尔班去见毛主席”。

  全剧完成之后,第二年国庆节在北京上演,获得巨大的成功。而让人想不到的是,后来因为这句“萨拉姆毛主席”,给王洛宾带来巨大的灾难。

  顺便说一句,那个文工团的团长写的那词,文革中又被人改编谱了曲,也唱了一阵。那样肉麻地阿谀和吹捧伟大领袖,实在超乎人们的想象,现在已经很难找到那首歌曲了。

  就是在这一时期,王洛宾还写了《亚克西》等歌曲,歌颂边防军,歌颂共产党,这都是他在指示之下不能不写的,是“必须交的作业”。就是写这些歌曲,王洛宾的歌也和那些高喊口号、讲空话的歌有明显不同,他尽量切近生活,写的有人气,有生活的趣味。比如《亚克西》这只歌,是歌颂边防军和人民的生活的,歌词写到——

  伊犁河水泛波浪

  灌溉着牧场和农庄

  边防战士驻守在河岸上哎

  来往的人们喜洋洋

  边防战士驻守在河岸上哎

  来往的人们喜洋洋

  亚克西、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

  人民的生活亚克西

  桥上过来一位老大娘

  赶着那牛车上市场

  八个大甜瓜哎车上装哎

  累的那老牛把汗淌

  八个大甜瓜哎车上装哎

  累的那老牛把汗淌

  亚克西、亚克西

  什么亚克西

  老大娘的甜瓜亚克西

……

  几十年以后,人们对王洛宾说起这些歌,有人赞扬,有人批评或疑问,王洛宾一般都是笑笑,什么也不说。1959年10月的国庆节日,新疆的音乐剧《步步紧跟毛主席》一炮走红。先是在怀仁堂里为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演出,演出结束时毛主席首先站起来热烈鼓掌,随后大家都鼓掌。歌曲《萨拉姆毛主席》唱响北京城,迅速传开来。不久这只曲子又单独排演成了小歌舞,由新疆的维吾尔族演员克里木表演,克里木又一炮走红,在全军汇演中出彩,被调到北京的解放军总政文工团。克里木后来不好意思地说,“《萨拉姆毛主席》这支歌让王洛宾遭难了,却让我得了大大的好处。”

  剧组当时上北京汇演,王洛宾并没有去,他是要接受改造的人,没资格上北京。剧组在北京演了两个多月,然后才回新疆。主创之一的陈村和另外几个人留在北京,组织上让他们继续加工润色,希望更加完美。

  1960年4月,陈村从北京回到乌鲁木齐,首先就去找好朋友王洛宾,要把成功的喜悦和在北京的见闻告诉他,谁知王洛宾的门上是一把大锁,铁将军把门,已经落上了灰尘。一问才惊讶地得知,王洛宾被捕了!问是什么罪?人说是反对毛主席。

  陈村不知道,王洛宾被捕的导火索,正是《萨拉姆毛主席》这首歌。“他不是‘戴罪立功’吗?不是歌颂毛主席的吗?怎么被抓起来了?”陈村久久不能理解。

第17节: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

  据王洛宾的儿子王海成后来回忆,王洛宾被捕时的情景是这样的:那天王海成课间正在操场上玩耍,突然一辆囚车来到校园停在操场旁。操场上人很多,他和其他同学都在看稀奇。王海成突然看到,车上下来的是爸爸,双手带着手铐,被几个人押着。王海成的头“嗡——”地一声大了,他呆呆地看着。他听见旁边的同学说,“王海成的爸爸是反革命”,“是王海成爸爸,看,被逮捕了!”

  王洛宾对儿子说,“我没事的,你不要害怕,以后要听老师的话。告诉你二哥,不要害怕,好好读书。”

  王海成被叫到老师的办公室。在那里,王洛宾把一个存折交到老师手上,对老师说,“海星和海成,就请你们多照顾了。这存折上的钱,就是给他们上学和生活准备的。”说完,王洛宾就被带上囚车,囚车鸣着笛,在凄厉的声音中走了。只有8岁多不到9岁的王海成呆呆地站着,他不懂事,当时只觉得自己没脸见人了,别人的爸爸都是老革命,官一个比一个大,我爸爸怎么会是反革命?他感到耻辱,怕被同学们瞧不起,怕被骂成“反革命狗崽子”。当时大哥已经该上初中了,被送回了北京,二哥他们班那天去农场参加劳动,没有在。

  王洛宾为什么被逮捕,说起来话长。

  当年国民党特务把王洛宾抓起来的逻辑,前面已经说了,那么现在共产党的天下,王洛宾被抓起来的逻辑又是什么呢?那首歌曲里的“萨拉姆毛主席”,被人说成是要“杀了毛主席”。有人说,王洛宾就是有这个心,也不敢有这个胆!有人又说,维吾尔语的“萨浪”一词,是“傻瓜、神经病”的意思,和“萨拉姆”发音相似,王洛宾即使不是要“杀了毛主席”,但极有可能是恶毒咒骂伟大的领袖。你看,这就有了两种可能性。那个时候阶级斗争的口号喊得很响亮,他们接着分析,加上王洛宾是马步芳的高官,是国民党的人,前几年被我们抓起来服过劳役,心中一定是对共产党不满的。把这些内容串成一条线,得出的结论就是王洛宾反对毛主席的可能性很大。既然可能性如此之大,在我们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的时候就应该把他抓起来。——这就是“莫须有”的罪名。后来有人问王洛宾,你当时是否曾心存过那种想法?王洛宾说,“哪里呀!如果我想到了,我更不敢这么写了。我只是看见维吾尔族老人很尊敬地互致问候,用手抚住胸膛,说‘萨拉姆’,我问了别人,说是祝福的意思,所以我才把它用在库尔班身上。”

  前面这只是诱因,是导火索,王洛宾被逮捕的直接原因是生性耿直,被人打击迫害。王洛宾喜欢的一个学生结婚了,他的妻子也是文工团员,被一个领导玩弄后有了身孕。他的痛苦无处言说,就满怀愤怒地告诉了老师。王洛宾因为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就是被有一点小小权势的人所破坏,所以他对这种仗势欺人、霸占别人妻子的事特别痛恨。这事要是放在别人身上,害怕那个领导的权势,也就不敢说,但王洛宾却简单地认为这么不道德的行为,上级领导一定也不会容忍,就执意帮助那个学生写了申诉材料交上去。这是1959年秋季的事。等了几个月都没有声音,“那个领导非但没有被查,还成了直接审查我的人,当然他就打击报复,把我直接投入监狱。”王洛宾如是说。

  王洛宾被逮捕的深层次的原因,还是他当过马步芳手下的军官。你是国民党反动派,由于种种原因,你没有受到惩罚,现在新帐旧账一起算。

  王洛宾被逮捕的时代原因是,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越讲越严重了。57年反右,59年批彭德怀,随着阶级斗争观念的强化,人们已经不能容忍王洛宾这个国民党的军官“逍遥法外”了,这时已经不需要他自由地歌唱爱情了,也没有哪个人敢于保护他爱惜他了,他的才能一钱不值了。

  1960年春,王洛宾被逮捕,先是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看守所,这里看管的还不太严,还没有给他定罪。他被揪回文工团批斗,批斗会由那个被揭发的领导主持,他从全团40多人中选出15人,给他们安排政治任务,谁不积极批斗,就要裁员退回原籍“去饿饭”。指定他们一人批王洛宾的一条罪状,首先是历史反革命,帮助刽子手马步芳,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其次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变天。还有什么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说河南饿死了人。脱逃,妄图腐蚀革命队伍,资产阶级腐朽的生活方式等等。一个人揭发说,王洛宾桌子上有个玩具小狗熊,旁边还有几只小鸡,他说是培养小鸡不怕狗熊,这分明是说自己是小鸡,是污蔑我们伟大的党是狗熊。还有个人揭发说,王洛宾的钢琴上有个小玻璃罩,里面是一个无锡小泥人,这是影射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罩子,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王洛宾来气了,大声说:“你说!我什么时间在哪里说过这话?”那人无话可说,只能带头喊口号“打倒王洛宾!”“砸烂王洛宾的狗头!”

  1961年3月13日,王洛宾又被带回军区文工团,这次是正式召开“公判大会”,有审判长、书记员等等,一番批判和口号之后,审判长庄严地宣布——“判处反革命罪犯王洛宾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20年!”那时剥夺政治权利是包含刑期的,要在现在,就是不包含刑期,刑满后再剥夺政治权利5年。

  王洛宾被戴上手铐,在一片口号声中被押下去。王洛宾抬头看人们的脸,他看见有些人不敢看,只是低着头举手喊口号。

  下来后他们问王洛宾还有什么话要说,王洛宾提出第一我需要公审,第二我要到我的住处去看看孩子。那时王海星和王海成已经不能住校了,他们只能住在父亲以前住过的那间小屋子。“王洛宾呀,真是既迂腐又固执,那都是什么时候了,还要求公审!”几十年后,说到当时,很多过来人还这样说。

  王洛宾被投入了新疆第一监狱,他的号码是226号。这就是本书开头写到的王洛宾从梦中惊醒的“226号——”

  新疆第一监狱位于乌鲁木齐北郊的八家户,这里十分荒凉。之所以叫“八家户”这么个名字,就是最早这里只有八户穷苦的人家在这一带生存。

第18节:渴望自由!

  王洛宾被正式判刑了,刑期很长。八一小学容不下这样的罪犯的儿子,准备把两个十来岁的孩子送孤儿院。王洛宾听说了。连忙给军区领导写信,他在信中恳求“我有罪孩子没有罪,请领导开恩千万不要把孩子送孤儿院!我存有一大笔钱,足可以供孩子在八一小学受教育。”在王洛宾的档案里,至今还不知为什么保留有王洛宾在监狱中写给军区领导的一封信,结尾处写到:“……这里的两个孩子的夏衣已破烂不堪,他们的布票都在办公室存放,是否可以转给他们的老师,并如何代买,请设法解决。”当时买什么都要票,你没有“布票”,就是有钱也扯不成布,买不上衣服。王洛宾逮捕前的工资不低,还有稿费,他平时开销不大,居然存下5000多元钱。这样,两个孩子才没有去孤儿院。大儿子在北京上中学,二儿子要上初中了,三儿子上小学,三个孩子的一切,包括吃饭、穿衣、学费、活动费等等一切都从这笔“巨款”里开销,如果不是有这笔钱,三个孩子真不知会怎么样。王洛宾当时攒这笔钱,就是担心会有这么一天,才可以让孩子活下去,让孩子接受教育。这要很心细,很有对孩子的责任感,才能想到和做到。

  王洛宾先是被关在军队设置的监狱里,是在东风路上面很远的地方。囚徒们当然是干最沉重的活,这里不远处有个砖瓦厂,囚徒们天天被枪杆子押着去“出窑”。所谓出窑,就是把刚烧好还滚烫的红砖从砖窑里背出来。窑里面的气温能达到70度到80度,有时甚至可以看到不远处呼呼的火苗。窑里面粉尘弥漫,人戴着口罩也难以呼吸。这是砖瓦厂里强度最大的活,每天出多少砖都有很高的“定额”任务,完成不了要回去挨批斗。有时,他们被拉出去挖大渠,麦收的季节又被枪杆子押着去搞夏收,冬天被押着在雪地里摘收没有收完的玉米。总之,这是一群比奴隶的身份还低贱的人——甚至可以不把他们当人,他们只是劳作的工具,还不需要保养,不需要上什么润滑油。如果死在了监狱里,还有一个专名的术语在等待着他们,叫“瘐毙”。

  王洛宾能怎样?他只得老老实实在这里劳改。

  1963年初,由于王洛宾老实接受改造,更由于军区文工团的创作需要,王洛宾经军区政治部批准,被假释回到原单位,直接交由原单位对他实行专政和改造,监督使用。

  这已经是很好的了,没有那难以支撑的劳动强度了,行动也自由了一些,至少没有枪杆子押着了。但是“小鬼折磨”的日子也是很难捱的。王洛宾后来把这段日子叫做“小鬼折磨的日子”。

  文工团专门安排了一个凶狠的没文化的人负责“管治”王洛宾。这个人以前是吹笛子的,因为吹得不好,现在不让他吹了,没事干,就管王洛宾。王洛宾只准在文工团的小院里活动,只要走出这个小院,就必须向这个“管理员”报告。上街买墨水,到不远处的军区医务所拿药,只要走出这个小院都要获得他的批准。而这人为了实现自己的“权威”,有时不但故意不批准,还别出心裁地列出几条自己的规定,比如每星期要写个一周活动汇报。你说王洛宾还有什么活动?无非就写教文工团员唱歌,教文工团员弹琴,修了一次眼镜,晚饭后哪几个文工团员来了,又教了他们什么。——你不写还不行,他还抓得很紧。交上去他也未必看,后来有几次王洛宾故意抄上几段歌词交给他,如果被他发现了,就说拿错了,换交另一篇就行了,但是不知道他根本不看还是怎么的,也没见他说什么。但这种做法很折磨人,让人很难受。

  星期天带孩子上街吃饭肯定是不行了,于是王洛宾先从靠小巷道的窗户里翻出去,然后两个孩子把窗户关好,再锁上门从大门里出去,和父亲在说好的地方汇合。回来时他们先进房子,把窗户打开,然后让父亲翻窗户进入。

  文工团还给王洛宾“安排了一个工作”,每天三次,要打扫从一楼到三楼的六个男女厕所。看着女厕所里的那些污物,女人来例假带血的纸巾,一贯自觉清高的王洛宾实在受不了,他感觉让一个男人来打扫这些,不但肮脏难忍,更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和讽刺。

  王洛宾必须忍耐!你是劳改犯,15年的刑期写的明明白白,你不老实接受改造,随时可以把你再投进监狱!

  这期间,1963年,前面说到的那个想要小海成的谢宗璠专程从兰州来看他们,他对王洛宾有好感,知道王洛宾孤身一人。此时她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俄语。两个孩子很喜欢谢阿姨,谢阿姨长得也漂亮,对孩子很亲,带孩子到外面吃饭,还在摄影部合影,就像一家人一样。两个孩子已经有点懂事了,他们希望谢阿姨成为自己的后妈。可是两个大人支开孩子进行了一番长谈后,谢阿姨最后还是一人孤独地离开了乌鲁木齐。几十年后,王海成才敢问父亲,谢阿姨那么好,为什么你不和他好呢?王洛宾叹了一口气说,“我随时可能被重新抓进监狱,我连自己都照顾不好,我怎么可能照顾别人呢?她是我朋友的妻子,虽然离婚了,可她如果受罪遭难,我将来怎么面对朋友呢?”

  1964年的秋天,王洛宾的老大在北京高中毕业,回来了。老二初中毕业了,老三小学毕业了,三个孩子的就业和升学都成了大问题,王洛宾非常发愁。后来在同情王洛宾的人的帮助下,老大到电力公司去做合同工,老二考了交通厅技校去学开车,剩下老三,八一中学叫王海成带了一封信回家,王洛宾看了信在那里直愣神,好一会儿才自言自语地说,“这怎么行?不上学怎么行?”王洛宾写了一封回信叫儿子带给校长,校长看了信让王海成告诉父亲,这是上级决定的,他也没有办法。后来不得已,没办法,只好让王海成去上一所刚开办的半工半读的学校,半天在玻璃厂上班,半天在教室里读书,每月发18元钱的生活费。只有14岁的王海成突然觉得自己长大了,感觉自己是参加工作了。

  这期间,王洛宾除了给文工团的年轻人教唱歌,教弹琴,还教他们乐理,丰富他们的理论知识。这些人后来有的进了北京成了名演员,有的成了新疆的著名歌唱家。王洛宾还为文工团写了几十首歌曲,其中最有名的是《毛主席的光辉照在老汉的心坎上》,这是1958年在阿勒泰体验生活,在哈萨克牧民的喜庆活动中记录的素材,当时写了初稿,此时整理完成的。

  长期的软折磨、无休无止的小折磨把王洛宾拖垮了,他的脸色越来越阴郁。上课时是教师,下课后是打扫厕所的清洁工,上课时讲高深的乐理,下课后去收拾带经血的纸巾。1964年10月,总政治部还专门下达了《关于停止演唱反革命分子王洛宾歌曲的决定》。王洛宾更加沉默了,他几乎不说话了,一天到晚默默地讲课,默默地打扫厕所。

  1965年4月12号,王洛宾发生了一件震动新疆军区甚至震动全国的事件。

  王洛宾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折磨了,他的怪脾气又爆发了。他先去找儿子,对小儿子王海成说,“小三,我要走了,不再回来了。”

  小三王海成非常吃惊,问,“爸爸,你要到哪里去?”

  王洛宾说,“不知道。走着看吧,也许到北京,也许到兰州或别的地方,走着看吧。不用为我担心,你和两个哥哥要好好地过日子!”

  王海成哭了,不知说什么好。

  王洛宾把三个存折装在海成的上衣口袋里,这是留给他们的生活费,王海成想不到爸爸又存了那么多钱,总共有4800多元。王洛宾用针线把孩子的上衣口袋缝起来,叮嘱说,“要放好,可不敢丢了!”

  安排完毕,王洛宾亲了亲孩子,然后骑上他的破自行车,出了军区文工团的大门,一溜烟就不见影了。

  王洛宾骑着自行车,顺着南梁往三甬碑往盐湖水库的方向骑。清凉的晚风吹拂着他,他感觉到自由的欢畅和轻松!太压抑了,太苦闷了,活不下去了,人要发疯了!王洛宾什么也不想,只要能自由,只要能放松,王洛宾什么都不顾,他真是不顾一切后果了。

  他蹬得很轻快,有时甚至两只手松开车把。王洛宾呀,飞翔吧!在自由的天地里飞翔吧!飞向那没有高压、侮辱、欺凌、束缚的地方,飞向那自由自在的快乐王国!

  王洛宾不是去自杀,他是要寻求自由!自由是多么可贵呀!他根本没有想好,是去兰州看亲戚?是到北京去看望老家的亲人还是去告状、诉说委屈?或者就是想漫无目的地吸收新鲜的自由的空气?

  王洛宾骑车到了吐鲁番,已经是大天亮了。他累了,也饿了,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身上没有粮票!而那个时候,没有粮票你是吃不上饭的。王洛宾傻眼了,只能躺在树林子里休息。

  再说那个看管王洛宾的人发现王洛宾不在了,连忙大呼小叫。这惊动了新疆军区领导,一边“审问”王洛宾的两个孩子,一边先通报新疆的所有边防关卡,防止王洛宾外逃,一边再汇报给中央军委,要求全国通缉捉拿王洛宾。

  “你爸爸到哪里去了?他对你们说了什么?”“不老实讲,就是包庇犯,也要抓起来!”

  存折被没收了,孩子惊恐地诚实地说了爸爸怎么说的,他们也就把两个孩子放了。

  王洛宾没有粮票,知道自己走不远了,他在吐鲁番逗留了两天,买了些干果充饥。实在没有办法了,他垂头丧气地往回走。走到达坂城,他不想走了。干脆死在这里吧!达坂城呀达坂城,是我把你唱响的,可是在这里,我再也走不动了。王洛宾躺在草滩上,大风一阵阵刮过。达坂城呀达坂城,你是这样荒凉,要是我知道你这样荒凉,当年我绝不会写下《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歌。达坂城呀达坂城,你的黄沙就把我掩埋了吧,让人不知道我王洛宾的下落。——王洛宾躺在那里胡思乱想。

  这时,远处有人赶着毛驴车经过,远远传来“达坂城的石头大呀,西瓜大又甜……达坂城的姑娘美呀,小伙子也漂亮。”王洛宾“腾——”地一下坐起来,他揉一揉眼睛。我为什么要死呢?我的歌还活着,只要活着就有希望,而且我还有三个儿子,我不能死!

  王洛宾在这时还想到了马寒冰。要不是他在马步芳的旧人员登记簿上发现了王洛宾,让王洛宾参加共产党的军队,王洛宾也许早跑回北京做教员了。但马寒冰自己呢?马寒冰后来在北京文化部工作,在反右之后于58年自杀了,他在炒米饭中拌了毒药,把自己毒死了。他死了,文化部里还是铺天盖地的标语,他的名字被打上血红的叉叉,倒着写,标语中写着“马寒冰死有余辜!”

  你要是死了,就有口难辩了,你不知道别人会怎样污蔑你!你不能死!——所以王洛宾决定不死了。

  王洛宾艰难地爬起来,推着他的自行车,一步一步往回走。他是多么不情愿再回到那个“文工团”呀,哪怕晚回去一天,一小时,都是自由的、幸福的。王洛宾的腿软软的,像是棉花,他感觉自己真是在“云游”,像他谱曲的徐志摩的诗,在云里游。

  路上,王洛宾向农民讨要了点食物,坚持着往回走。“我要活下去,我要活下去。多少苦都吃了,多少屈辱都忍过了,还有什么我不能忍受呢?”他坚定了决心,往回走。快到乌鲁木齐了,王洛宾不想回去,就来到米泉县,找到了他多年没有来往过的熟人——王云。

  王洛宾曾帮助王云说过媳妇,他俩曾一起在马步芳的部队里共过事。后来王云进疆随部队起义,现在在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是化工厂的供销科长。王云见到王洛宾很惊讶,高兴之中带着紧张。他先让王洛宾好好地吃顿饭,洗个澡,然后帮助他分析情况。你既然来了,就在我这里好好住几天,然后回去。王云说,现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能跑到哪里去?跑出去你也活不了,没人敢收留你。你虽然是跑出来的,但自己回去,可能性质也严重不到哪里去。——王洛宾就在王云这里好吃好喝了几天,然后王云出主意,打电话报告新疆军区,说王洛宾在我这里,这样新疆军区派人开车,把王洛宾抓回去。

  王洛宾逃跑十几天后被抓了回来,这样的反革命要犯,不能再让他在监狱外溜达了。于是王洛宾又被投入了地方监狱——新疆第一监狱。后来不少人说王洛宾是因祸得福,它充分地佐证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的道理。此话怎讲?如果王洛宾被继续留在“社会”上,文化大革命到来,像他这样的“血债累累的马步芳的高级军官”、“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犯”,不知道会被整成什么样子,甚至有可能被活活打死。而在监狱里,不搞文化大革命,却可以免去这些危险。

  王洛宾被抓进监狱,孩子要生存,三个存折就又退还到孩子手中。

第19节:高高的白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社会上逐渐陷入混乱。公检法被砸烂,各级政府的“走资派”被打倒,人们如痴如醉地搞大批判,搞武斗。成群的人被打成“牛鬼蛇神”,拉到大街上轮流游行批斗。幸亏此时王洛宾在蹲监狱,否则极有可能被整死打死。

  王洛宾的三个儿子已经先后工作。大儿子王海燕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人人过关,他过不了关被抓了起来,理由是在他一周岁的时候,马步芳给他的爸爸送了贺礼,是一套国民党校官军服和一把中正剑。这说明,在他一岁时,就已经是国民党反动派了。二儿子王海星因为开车有一次偶然刮擦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没想到这个人是革命委员会的一个小头目,王海星是“血债累累的马步芳的高官”王洛宾的儿子,因此被说成是进行反革命报复,也被抓了起来。三儿子王海成无处可去,只能“上山下乡”到远离乌鲁木齐200多公里的玛纳斯县新湖农场二分场五队作农工。

  大哥的胳膊被打断,17岁的王海成曾好说歹说争取到“三天事假”要往返200多公里去探望三个“犯人”。除去路上的两天,他在一天之中要奔赴相距几十公里的三处,分别去探望关押在不同地点的爸爸和两个哥哥,可谓吃尽了苦头。

  他去探望爸爸,等着叫号。叫到了,犯人才能出来与探视的家属见面。

  王海成看见父亲胡子拉碴、穿着囚衣慢慢从里面出来,但精神似乎还可以。

  “小三,你结婚了没有?”王洛宾见到孩子的第一句话居然是笑着问这个问题。看来他在里面真是忘了岁月,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了。

  “爸爸,我才多大?”王海成提醒爸爸。

  王洛宾这才好像清醒了些,他掰着手指算了算说,“哦,你还不到20岁。”他又问,“有对象了没有?”

  王海成骗他说有了。王洛宾笑了,看来他最关心的是孩子的婚姻,怕孩子因为是“反革命子女”找不到对象而精神压力太重。他又问你两个哥哥怎么没有来,王海成骗他说他们工作忙来不了。

  王海成给爸爸带来一罐自己炒的咸菜炒肉丝,王洛宾高兴异常。还带来一小包莫合烟的烟丝,他问爸爸要不要,他知道爸爸以前不抽烟,没想到爸爸双手伸出来连着说,“要,要!”问他为什么,爸爸诡秘地一笑,说“我要和别人换东西。”

  短短的十几分钟会面的时间到了,哐当一声,爸爸蹒跚的身影被遮挡在铁门的那一边看不见了。王海成流泪了,他感觉爸爸老了,不知道爸爸能不能有熬出头的那一天。

  王洛宾拿莫合烟换什么呢?他是要换歌。

  他忘不了他的歌,他爱歌,习惯性地爱写歌。他拿烟给大家抽,甚至把自己的窝窝头给饭量大的狱友吃,让他们唱家乡的歌。

  《高高的白杨》这首著名的歌就是这样产生的。

  监狱里关进来一个维吾尔族男子,有30多岁了,留着一把浓密的胡子。狱警要按监规给他剃去胡子,他怎么也不肯,于是狱警就叫几个犯人狠狠地收拾他,一定要让他就范。这个人被打得浑身是血,牙齿打掉了,肋骨打断了,奄奄一息,可是还是坚决不让剃去他的胡须,要给剃去他的胡须,他就要死在剃刀下。他被扔在监狱的一角没人管。王洛宾悄悄地过去给他喂水,后来知道他的名字叫吾甫尔江,是哈密人,因为实在拿他没办法,他就成了监狱里唯一留着胡子的人。等到吾甫尔江好些了,王洛宾问他为什么要为胡子受这么大的罪?吾甫尔江讲了他的故事。

  他本来生活的不错,大学毕业,有了漂亮的未婚妻。要结婚的头天晚上,布置新房,吾甫尔江人站在梯子上不小心掉下来,打翻了一旁桌子上摆着的一个毛主席小瓷像,当啷一声,小瓷像碎了。他被人告上去,说是现行反革命,给抓了起来。后来姑姑探监,告诉他,未婚妻受不了突然的打击,焦虑生病,不久就死了。还告诉他,她们怎样埋葬了这个可怜的姑娘,在她的坟头撒上了丁香花。吾甫尔江觉得自己对不起妻子,是自己不好,连带着害死了妻子。从此他发誓不剃去胡须,打死也不剃。“他们越是狠命地打我,我受的罪越大,我才能觉得自己稍稍对得起妻子。”

  王洛宾觉得很悲哀,也很能理解这种情绪,联想到自己被说成马步芳的死党,妻子受连累而死,自己不是也有这种“自虐”的情绪吗?王洛宾对吾甫尔江充满了同情。

  吾甫尔江饭量大,王洛宾就把自己的窝窝头让出来一点给他吃。他抽烟,王洛宾就把儿子带来的烟丝分一点儿给他。他对王洛宾充满感激,常说不知道怎样报答你。

  一天,吾甫尔江哼着一首家乡的小曲,王洛宾觉得很新颖,就连忙把吾甫尔江拉到一边,让他唱,自己断断续续地记谱。王洛宾觉得他的故事很感人,就给谱子配上了“吾甫尔江故事”的歌词。经过一个阶段的反复修饰,词曲都更加优美工整,王洛宾把他记在抄录毛主席语录的纸张背面,保存起来。这就是那首《高高的白杨》——

  高高的白杨排成行 美丽的浮云在飞翔

  一座孤坟铺满丁香 孤独地依靠在小河旁

  一座孤坟铺满丁香 坟中睡着一位美好的姑娘

  枯萎丁香引起我遥远回想 姑娘的衷情永难忘

  高高的白杨排成行 美丽的浮云在飞翔

  美好姑娘吻着丁香 曾把知心话儿对我讲

  美好姑娘吻着丁香 曾把知心话儿对我轻声唱

  我却辜负了姑娘的衷情歌唱, 悄悄走进了牢房

  高高的白杨排成行 美丽的浮云在飞翔

  孤坟上铺满丁香 我的胡须铺满胸膛

  美丽浮云高高白杨 我将永远抱紧枯萎的丁香,

  抱紧枯萎的丁香走向远方 沿着高高的白杨。

  这首歌写于1969年。这首歌是写吾甫尔江,其实也是写自己,写王洛宾自己内心的痛苦难安。吾甫尔江和王洛宾成了朋友,他还给王洛宾起了一个维吾尔族的名字,叫“艾依尼丁”,王洛宾问是什么意思?吾甫尔江说是“富有者”,王洛宾苦笑着说,“我和你一样是穷光蛋,是囚犯,我哪里是什么富有者!”吾甫尔江说,“你现在是囚犯,可你也是音乐家,将来你出去,还是音乐家,你是真正的富有者。”王洛宾把自己这一时期写的歌都标上“艾丁”,就是“艾依尼丁”的简称。

  监狱里什么人都有,有被诬陷的政治犯,也有偷窃的、奸淫的、过失犯罪的刑事犯。他们哼唱的歌也五花八门,有深沉怀恋的,有猥亵放荡的,有咏叹历史的,只要是觉得有用,王洛宾就赶紧记下来。他以前没有想到,监狱居然也是一个大舞台,里面也会上演各种精彩剧目,而且这里也是民歌的沃土。王洛宾在监狱里收集了几百首民歌的乐段,打算以后有机会就派上用场。像《哈来龙》(歌咏语气助词,咏叹调),就是人们不熟悉的一首民歌,是王洛宾根据伊犁古老的民歌记谱编写的。这是一首深沉博大、开阔浩荡的歌,像伊犁河水一样滔滔滚滚,充满沉静的思索和力量。

  几十年后王洛宾已经去世的2002年,《高高的白杨》这首歌还发生了严重的版权纠纷,被称为是“王洛宾歌曲版权第一案”。有人说这首歌是他爸爸做的,而他爸爸和王洛宾当年都在军区文工团。王海成先被人告上了法庭,认为他不该“侵权”。王海成为了不让这首满含父亲和吾甫尔江苦难和血泪的歌曲落入他人囊中,费尽了千辛万苦,终于找来大量证据,最后总算打赢了官司,维护了父亲王洛宾的名誉及其版权。

第20节:《撒阿黛》,写女狱警的歌

  进入1970年,王洛宾已经57岁了,他已经服了10年刑期,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不如从前。他多么想快一点跨出牢狱,回到自由的天地呀!

  牢里不断地动员囚犯要积极改造,多做贡献,争取减刑。王洛宾当然也希望减刑,背红砖,别人一次背20块,他背28块,红砖在身后垒到了脖子根。别人打土坯一天打400块,他打500块,累得直不起身,弯不下腰。可是他是“反革命罪犯”,别人有可能减刑,他却减不了刑。他感觉身体差了,但还没有打消减刑的念头。和别人比劳动怕是比不过了,怎样才能争取减刑获得自由呢?王洛宾想到自己有文化,会写歌曲,这或许是唯一的争取减刑的重要途径。于是王洛宾写下了很长很长的《共产党宣言组歌联唱》,它是用汉语和英语双语写成的,他甚至浪漫地想,即使减不了刑,这也是我为共产主义运动做的贡献呢。王洛宾不是神,也不是先知,在那个“红色年代”,在强制灌输下,他也确实相信了一些宣传,比如相信列宁主义是推动历史进步的动力。他还学别人,把“毛主席语录”谱成歌,可是一个“反革命”谱的这种歌,没人敢用,也没人愿意唱。林彪事件以后,这种政治狂热逐渐淡下去,看来走这条路减刑无望,王洛宾也就不再写这些歌了。后来有人提起这一段往事,王洛宾笑着说,“那时我也很傻,我只是想争取自由。”现在,我们可以批评王洛宾当年“跟风”、“软弱”、“觉悟不高”,但是只有“过来人”知道,那是一个多么荒谬、狂暴、丧失理性的年代,那时是“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有几个没有受到蛊惑呢?而王洛宾写这些歌,你还理解不到他“追求自由”的一片苦心吗?

  王洛宾后来也说他曾“崇拜列宁”,因为他从小就从住在隔壁的俄文专修馆的学生那里听到他们说列宁多么伟大,后来读了他对《共产党宣言》的评述,也觉得他了不起。王洛宾的思想不可能不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

  王洛宾说,他在劳改时曾经两次想到过自杀。一次是抓回来不久,活儿太沉重,监狱里坏人太嚣张,还有每天无穷无尽无休无止的呵斥和羞辱。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一天,他准备了草绳,来到土坯场边缘一间破旧不堪的茅草棚里,想上吊结束自己的生命。突然,远处传来狱友唱他写的民歌。王洛宾听着落泪了。“我的歌还活着”,我也要希望活着出去!于是他把绳子缠在腰间,走出那个破草棚,不敢对任何人说。再一次,就是70年代初,他已经是老囚犯了,他感觉自己熬不到头了,他想怎样推倒土坯砸死自己,造成自己是意外而亡的假象。他害怕死后还被人说是“自绝于人民”,“畏罪自杀”。可当他想到自己的生命就要这样完结的时候,他在回忆过去的图景时想到了霍洛瓦特伯爵夫人,想到了五朵梅,想到了自己的妻子黄静!“我是好人,我没有罪!我不能死!那么多的人都受苦,她们都能挺住,我为什么不能?我也要挺住!”就这样,他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外面是“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急风暴雨”似的文化大革命,监狱里面却是“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戒备森严,“远离人世”。没有人敢去冲击监狱,这让王洛宾这样的人得以活下来。

  大概是1972年秋天,监狱里来了一个从警校刚毕业分配到这里的维吾尔族女狱警,她18岁,正是青春亮丽的年华,而且人也长得漂亮生动。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眼睛,挺挺的鼻梁,梳着两条大辫子。虽然她是警官,王洛宾他们是囚犯,但囚犯们都喜欢看见这个美丽的警官,因为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这个维吾尔族女警官的名字叫沙阿代提。沙阿代提和这些囚犯很少打交道,她只是每天早上打开牢房的大门,这些囚犯排着队走出去干活。晚上,囚犯们排着队走进监牢,沙阿代提再锁上大门。王洛宾感觉自己和囚犯就像是一群羊,而沙阿代提就像是牧羊女。他又想到了青海草原上的萨耶卓玛,想着当年他们一起在暮色中点数着羊只,赶它们入栏。

  囚犯们都喜欢这个女警官,她在,大家的情绪就和顺,连说话都柔和许多。她偶尔休息不上班,换另一个人开门关门,大家就感觉不对头,就莫名其妙地沮丧和失落。渐渐地,沙阿代提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女神”,成为他们心头不可缺少的情感寄托。王洛宾也是这样,他被沙阿代提的美貌所打动,更喜欢她那文静沉稳、不对犯人吆三喝四的态度,他决定要为她写一首歌。古今中外,犯人给狱警写歌恐怕极少,也许王洛宾是第一例。为了避免可能的麻烦,王洛宾把歌名取做《撒阿黛》,是维吾尔语“祝福幸福”的意思,并且这个“黛”字很有汉族人的美感。这首歌的曲子是乌兹别克风格的圆舞曲旋律,它的歌词是——

  我喜欢坐在大门外,撒阿黛

  瞭望那远方的山崖,撒阿黛

  在那山崖的一角,撒阿黛

  漂浮着美丽的白云彩,撒阿黛

  我喜欢渠边的小树林,撒阿黛

  随着那晨风摇摆,撒阿黛

  每当小树随风摇摆,撒阿黛

  白云彩轻盈地飘过来,撒阿黛

  我喜欢冰雪的天山,撒阿黛

  我喜欢火热的瀚海,撒阿黛

  我喜欢纯净的白云彩,撒阿黛

  白云彩就是你,撒阿黛

  呃……撒阿黛 (输入歌名,听一听这首精彩!的歌?)

  后来有人开玩笑地问王洛宾,“你是不是看上别人了?”王洛宾也笑着说,“我哪里敢呀!人家是维吾尔族姑娘,又是警官,我是囚徒,是50多岁的老汉,我敢爱上别人吗?你没听到歌曲中句句的呼唤吗?那是对自由的渴望呀!这首歌歌唱撒阿黛,它的实质是歌唱自由呀!”

  王洛宾说的对!《撒阿黛》这首歌,它的实质是歌唱自由!

  这首歌,最早是由儿子来探监,王洛宾知道王海成在农场要参加文艺演出,就把这首歌交给儿子。在新湖农场的农工业余演出中大放异彩,歌曲像长了翅膀,迅速传向石河子,传向乌鲁木齐。

  1982年,歌曲《撒阿黛》首次发表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洛宾歌曲集》中,从此传遍四面八方,并被收进大学声乐教材。

第21节:出狱以后的日子 (上)

  王洛宾终于坐满了15年刑期,他入狱时是47岁,出来时已经是62岁。1975年5月22日,监狱长把他叫到接待室,把一张刑满释放证明书交到他的手上:“你可以出去了,你自由了。”

  是啊,终于自由了!多少个日日夜夜,王洛宾不就盼着这一天吗?多少次思前想后,吃苦受累,王洛宾不就是为争取到这一天的自由吗?王洛宾用颤抖的双手捧着这张“刑满释放证明书”,百感交集。

  王洛宾收拾了一下自己的东西,出狱了。没什么好收拾的,就一个破铺盖卷,三本油腻腻、脏乎乎的旧笔记本和一包纸片。狱警翻了翻,里面是一些歌谱、抄写的毛主席语录、思想汇报的草稿,没有其他什么内容,就交给他让他带回去。王洛宾把它看得和生命一样重要,他担心不让带出去,看来他的担心多余了。

  当王洛宾镇静下来,他突然感到茫然了。他到哪里去呢?军区文工团还要他吗?肯定不会要的,我自己也不能这样跑回去呀,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呢!外面正在轰轰烈烈地反击右倾翻案风呢!

  大儿子还没有结婚,和别的青年住在集体宿舍里,三儿子还在200多公里外的新湖农场当农工,也没有结婚,老二结婚才一年,有了女儿,工资很低,一家几口挤在一间小房子里。王洛宾无处可去,只能呆在专门为刑满释放人员办的“新生队”里。实际上这里也是半监狱性质,为的是集中起来严加管理,每个月只有20元钱的工资。

  出狱后不久一件让他意外感到高兴的事是,一天他和小儿子王海成到二儿子王海星家去,走进小巷子,转了几个弯,看见前面一个身材高挑、大约有50来岁的穿着维吾尔族长裙的妇女在前面慢慢行走,王洛宾感觉眼熟,那身姿很耐看,和一般人不一样。他想会不会是康巴尔汗?就连忙快走几步,赶上去一看,果然是康巴尔汗。

  “康巴尔汗!”王洛宾情不自禁地叫起来。

  康巴尔汗回头愣了一下,她马上认出了是王洛宾。原来她和王洛宾的二儿子王海星是住在同一个大杂院里。

  康巴尔汗是蜚声中亚的著名舞蹈家,当年苏联专家设计建造乌鲁木齐最辉煌的南门艺术剧院,门前的舞蹈家雕塑,就是以康巴尔汗为模特儿塑造的。上世纪30年代,侨居苏联的康巴尔汗就已经是享誉中亚的著名舞蹈家,40年代,他放弃了苏联国籍,放弃了财富和荣誉,和同是舞蹈家的妹妹回国。王洛宾在40年代就与她在来兰州相识,成为朋友。50年代,两人同在新疆军区文工团,是惺惺相惜的同事。他们一个编曲,一个编舞,创作了不少作品。因为康巴尔汗有海外关系,而王洛宾有历史问题,尽管二人不交流什么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但眼神里是互相同情和支持。“文革”前,康巴尔汗是新疆艺术学校的校长,文革开始后她受到严重冲击。南门艺术剧院前的雕塑被砸烂了,康巴尔汗被关在学校的大仓库里,冬天尽管有好心的人给他抱来柴禾生火取暖,可还是冷的没办法,康巴尔汗就围着火堆跺脚,人看见了说他在跳舞。后来消息传出去,自治区领导才出面,把它从关押的大仓库里放出来。

  康巴尔汗看见王洛宾非常激动,“王洛宾,王老师,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你还活着!”

  王洛宾也很激动,他的声音哽咽,“亲爱的康巴尔汗,尊敬的康巴尔汗,是我呀,我已经出来了!”王洛宾的眼泪出来了,他不好意思地说,“我这人命硬,老天爷不收我呢!我哪能轻易就死呢?”

  康巴尔汗的眼泪也出来了,两位老艺术家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康巴尔汗的眼泪一滴一滴落在王洛宾的手上,王洛宾感到滚烫滚烫。一起患难,一起悲伤,尽管后来分别,但都知道是在不同的地方煎熬、受苦。这时王洛宾才注意地看,康巴尔汗已经老了,头上有了白发,脸上有了细密的皱纹,而康巴尔汗眼前,也是一个历经沧桑、饱受磨难的老人。仿佛握手已经不足以表达感情,王洛宾和康巴尔汗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个人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止也止不住……

  康巴尔汗的女儿乌鲁汗和女婿闻声从家里跑过来,乌鲁汗喊了一声“王老师”,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汩汩流淌。乌鲁汗是王洛宾的学生,当年从乌鲁木齐艺术学校毕业,是王洛宾把她挑选到军区文工团,王洛宾像父亲一样呵护着她,教她唱歌,看她跳舞。

  这时旁边围过来很多人,看到这种情景,知道是这样的相逢,大家无不流下眼泪,感慨、同情,为他们相遇而高兴。

  王洛宾还没有到儿子家,就被康巴尔汗拉到了自己家,然后又把王海星小夫妻叫过来一起庆祝,一起吃饭。康巴尔汗兴奋地叫女婿买来酒,买来肉,说人生有这样的相会实在难得,今天一定要好好庆祝庆祝。

  抓饭做好了,酒斟满了,大家围着圆桌坐定。康巴尔汗叫王洛宾先说几句。王洛宾高兴地站起来说,“好!朋友们,孩子们,今天这样的聚会不容易,让我们举起杯来,为了我和康巴尔汗今天还能这样好好地活着,干杯!”

  “干杯——”大家都站了起来,一饮而尽。拿着手中的空杯子,一下静场了,大家都哭了。

  席间,康巴尔汗说了这些年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王洛宾也讲了他在监狱中搜集到很多民歌资料,两位老艺术家一说到艺术,就再也停不下来,他们相互鼓励,一定要让新疆民歌和舞蹈艺术传承下去,让它放出光彩!

  晚上很晚了王洛宾才回到自己在新生队的宿舍,但他没有丝毫的困倦和睡意,他想着与康巴尔汗相遇的情景,想着自己能活着出狱还有了小孙女,他感到手背上好像还有康巴尔汗灼热的泪滴,他习惯地铺开白纸,一气呵成,写下歌曲《你的热泪把我手背烫伤》——

  我重新回到朋友身旁

  又闻到了友谊的芳香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吔)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吔)

  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悲伤

  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了希望

  啊——呃

  从你的眼睛里看到未来希望

  幸福地举起了生命的金杯

  你为我斟满红酒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吔)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吔)

  红酒它使我沉沉欲醉

  你的眼睛却叫我挺起胸膛

  啊——呃

  你的眼睛却叫我挺起胸膛

  拨起了琴弦把生命来歌唱

  歌唱那红酒的芳香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吔)

  亲爱的朋友,谢谢你(吔)

  你的热泪不住地流淌

  你的热泪滴在我的手背上

  啊——呃

  你的热泪把我手背烫伤

  把果酿成酒,用泪写成诗,这是生活的甘苦之果酿成的酒,这是人生的悲喜之情写成的诗。没有生活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不是诗人也写不出这样的诗。苦难出诗人,生活是首歌,王洛宾的人生是苦难的,而对于他的创作来说,他又是最幸运的,这是不是他与司马迁的某种连接点呢?

  第21节:出狱以后的日子(下)

  王洛宾出狱了,但在“新生队”里,让他心情很不愉快。好不容易捱到自由了,怎么还和“自由人”不一样?没过多久,二儿子的住房稍有改善,多了一间小屋子,王洛宾就立即“请假”,去给儿子带小孩。小孙女很小,王洛宾不会带孩子,常常搞的手忙脚乱。

  这段时间里,王洛宾的心情也不好,这可以从他1976年秋季写给远在云南昆明的大姐王慕芳的信中看出:

  去年我搬到老二家中,精神很受压力,老二工资很低,儿媳无城市户口,牵连小孙女也无户口,一家三代人,仅靠老二的工资。幸亏今年初政府特赦了一批罪犯,我意外的每月从街委会领取20元,这无形中等于给老二增加了20元的工资,后半年儿媳也到外边去做临工,锅台上又响起了丁当的声音,记得小时在街上放风筝,有个童谣:“风锅底,真爱起,一个跟头栽到底。”我看什么叫人生,这个风筝倒很形象。

  早想照一张相片,但总凑不齐,等老三回来后照好相寄给你们看,可以看看从九岁就过独立生活的孩子,的确不简单,也可以看看这老黑锅底三起三落还没有摔破,也算得人间奇迹。总之我这些废话是想使你宽心,活得更坚强一些,并且多活几年。

  王洛宾被当做“战犯”特赦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为了争取台湾能够回到祖国大陆怀抱,国务院在1976年初宣布特赦最后一批“国民党战犯”,包括所有的原国军团级以上干部。王洛宾是上校军衔,团级干部,当然在特赦的名单里就有他,不过这时他已经实实在在地服满15年徒刑释放了。好在有了给被赦战犯发放的20元钱生活费,也算是帮助王洛宾解决了一点生活上无法维持的问题。

  老三王海成已经老大不小了,还在农场,没有女朋友。因为你在农场成了家,就有可能一辈子在农场回不了城,所以他不敢谈朋友,这让王洛宾也很着急。王海成有时回到哥哥家,和父亲、哥哥一起弹吉他唱歌解闷,他不知道像《曼丽》、《我俩相隔一江水》等歌曲就是父亲创作的,还给父亲讲他听来的《曼丽》的故事。王洛宾笑了,儿子唱父亲写作的歌却不知道是父亲写的,这在历史上大概也是传奇。当他们知道是父亲写的,既惊讶又敬佩。《我俩相隔一江水》是王洛宾50年代根据在新疆流传的俄罗斯族民歌编译的——

  风雨带走黑夜,青草滴露水

  大家一起来称赞,生活多么美

  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

  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条水

  波浪追逐波浪,寒鸦一对对

  姑娘人人有伙伴,谁和我相配

  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

  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条水

  黑夜过去到黎明,像飞鸟身影

  我没有另外的人,只等你来临

  等待等待再等待,心儿已等碎

  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条水 (动听的歌,输入歌名听一听?)

  王海成弹着吉他唱着,眼里满是泪水,父亲50年代写的这首歌怎么就是写我现在的心情?王洛宾慢慢地哼着,也落泪了。“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现在和社会,和我希望的生活还是隔着一江水呀!二儿子王海星也在抹眼泪,他已经经历了这种爱情的煎熬和等待,也深知其中的滋味。

  不久,大儿子王海燕要结婚了,王洛宾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送给儿子,他只能写了一首歌作为儿子的结婚纪念,当时知道的人们也许觉得很寒酸,但是在今天,人们还会觉得寒酸吗?还会有比这更好的父亲送给的婚礼纪念品吗?《婚礼圆舞曲》——

  有两只小燕子展翅飞翔

  轻拍着翅膀追逐着波浪

  蓝天上的浮云像玉石雕刻

  雕刻出美丽的维纳斯神像

  迷人的女神挽起云纱

  指引着燕子向蓝天飞翔

  祝愿你们永远永远的并肩飞翔

  飞翔吧飞翔勇敢的飞翔

  飞翔在幸福的蓝天上

  飞翔吧飞翔勇敢的飞翔

  飞翔在幸福的蓝天上

  现在的名媛、豪门闺秀、富女,你们的婚礼能得到这样的赞美和祝福吗?

第22节 一杯苦酒一杯甜酒,亲爱的白兰地

  1976年10月,粉碎了“四人帮”,乌鲁木齐的大街上锣鼓喧天,彩旗飘飘,人们上街游行,放鞭炮,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王洛宾心里很高兴,他和大家一样激动地流着眼泪,但和大家不一样的是,他是个没有身份的人,他已经被整怕了,这些活动都不属于他,他只能穿着一件薄薄的夹衣站在路边看人们怎样兴高采烈,怎样热烈庆祝。尽管他的户口不久前已经暂时落在了老二那里。

  王洛宾想这样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一定会给社会带来新的变化,也许会给自己的命运带来转机。会是怎样的变化?他不知道,反正只能是好的变化,不可能更坏了。因为自己的“悲剧”已经发展到极端了,没有更坏了,后面应该是“喜剧”了。

  “喜剧”什么时候开始呢?不知道。庆祝之后,又安静下来了,王洛宾整天在小屋子里带孙女,洗尿片子,他觉得这种生活很憋屈,很无奈。

  儿子王海成的一个回族同学当上了小工头,他看这个老人带孩子情绪不好,就问愿意不愿意到他的工地上去烧开水,看工地。王洛宾一想一月能有三四十元收入,可以补贴孩子,在外面一个人,比窝在这里带孩子要好受些,就来到工地,算是打临工。工地上的人们左一个“老头”右一个“老头”地叫他,他倒不十分在意,但孩子的朋友呵斥他们,“你们知道他是谁!他是我叔叔,不准这么叫!”那些人就叫他“老师傅”、“叔叔”,王洛宾心里十分感激。

  化肥厂工地在东郊距乌鲁木齐30多公里的一个叫芨芨槽子的地方,王洛宾要回去看儿子,他舍不得花几毛钱的公交车票,来去都是骑着他的破自行车。挣了钱,他买了一只羊,拴在自行车后面带回家,宰羊叫全家人和朋友来吃肉。他高兴得像个孩子,似乎是要向大家表明,他是个有用的人。

  其实这个时期也是王洛宾情绪很低落的时期,可以称得上“凄惶”。难道自己出狱以后的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这就是自己在狱中盼望的生活?就这样一天天老去,死去?他把自己挣的钱给儿子补贴生活,二人子每月才40几元工资,三口人,怎么过?他自己只剩下很少的钱。王洛宾爱喝酒,苦闷的时候就买一点散酒自己喝。他曾说过,在这时期,他最穷的时候,曾只有7粒花生米,一两酒,分三杯。怎么喝呢?第一杯酒,吃三粒花生米,算是犒劳自己,好好享受一下来之不易的生活。第二杯酒,吃两粒花生米,慢慢吃,慢慢品尝。第三杯酒,吃两粒花生米,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意思。——这就是生活啊,这就是生活的滋味和感受生活的方法呀!

  老三已经28岁了,还在农场出不来,被人称作“垫窝子”。“垫窝子”本是指最后一胎小狗,因母亲奶水不够,身体瘦弱,怕是养不活。这里是指最后留在农场的知青,一同去的30多人都回城了,只剩下他最后一个,还被人用来警告新来的学生,“你们不好好劳动,也和那个至今出不去的人一样,在这里呆八年!”哪里是不好好劳动!挖大渠、放羊、割麦子,王海成都比别人干得多,干得好,就是因为没有后门关系,还因为有个“反革命”的父亲,王海成才出不去。有时心情不好,他难免在父亲面前发牢骚,王洛宾只能耐心地劝导他,“你今年28岁是不是?我28岁被关在兰州的监狱里,头枕着红砖,腿伸不直,吃的是猪狗都不愿吃的食,我还不是熬过来了?你要耐心,要等着,总会有转机。”你说,让王海成怎么说?

  王海成的农场里要排豫剧,他向爸爸请教,王洛宾在这方面了解不多。

  王洛宾这时想到了洛珊。洛珊现在怎么样呢?唉,都是过来人了,都老了!活在20世纪的人,只要你有点文化,几乎谁没有悲情故事呢?活在20世纪的文化人不容易呀!听说洛珊后来也坎坷,她在河南,她现在怎么样呢?洛珊是我的第一任妻子,她是个好姑娘,只是没有把握好自己。唉,难道我没有责任吗?如果不是我去搜集那些民歌,如果他一直在我身边,如果我不让他去兰州,他会离开我吗?都几十年前的事了,洛珊自己也会有所反思了。人们常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即使我和她不相逢,也应该“泯恩仇”的吧。应该“放弃前嫌,放眼未来。”

  于是王洛宾给远在河南的洛珊写了信,这是相隔30多年后王洛宾与洛珊的联系。信写的很短,问候洛珊,简单说说自己的生活,希望她提供一点豫剧方面的资料,最后祝他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不知洛珊接到这封信后是怎样想的,不知她想没想他们当初浪漫的婚恋,不知她想没想那些生活的曲折,不知她有没有后悔或遗憾,总之洛珊也是回了一封短信,简单说了自己的生活,让王洛宾保重身体,随信寄来一条线裤和一些河南豫剧资料。

  洛珊,1941年和王洛宾离异后,于1942年离开兰州去重庆参加青年军。不久,徐则林因患病去南方治疗一去不返。洛珊成为国民党员,在重庆和同乡白冲浩结婚。抗战胜利后随丈夫到浙江工作,白冲浩先任浙江省政府秘书科科长,后任余杭县县长,洛珊当了县长太太。1949年,白冲浩作为旧政府人员,主动配合解放军移交手续,得到宽大处理。然后两口子回到河南老家,白冲浩做中学教师,洛珊在开封市工商银行工作。洛珊终生没有生育,后来领养了孩子。洛珊于1999年12月在开封病逝,自从离异,她再没有见过王洛宾。王洛宾和洛珊的故事彻底闭幕了。

  1976年,王洛宾已经63岁了,他已经20多年没有回北京老家了。年底,带着在工地上干活积攒下来的一点钱,王洛宾买了火车票回到北京,他要在“自由”之后看看姐姐、弟弟等亲人,看看同学和朋友。北京的一切让他感觉很生疏,他感到和他1947年、1951年在北京的情景简直就像是两个世界。

  他在机织卫胡同遇见了以前教过的学生朱荣曾。朱荣曾是他50年代从北京招收的文艺兵,王洛宾被捕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原来她还因为王洛宾而受过委屈。王洛宾被抓起来了,当时只有17岁的朱荣曾很同情,对同学说,“王老师怎么可能是反革命呢?你看他那么好,教我们那么认真!肯定是搞错了,他被冤枉了。”她还和伙伴计划要去看王老师。有人汇报上去,她受到了狠狠的批评,这是严重的是非不明,缺乏阶级觉悟!

  朱荣曾生病住院了,她情绪不好,不想在新疆学艺了,想回北京。不知怎么关押在军区政治部看守所的王洛宾知道了,还给她写了封信。这还了得?和反革命分子有关系!于是开她的批判会,叫她交代问题,你和王洛宾是什么关系!你是不是王洛宾的干女儿!朱荣曾气得没办法,在批判会上当场拿出王洛宾写给她的信,公开宣读:

  小朱:

  你好!听说你现在有些不安心学习和工作,这让我为你担忧。你这个北京小老乡,虽然现在年龄小,喜 欢玩,但你不能太贪玩、贪吃、贪睡。艺术事业是必须付出汗水的事业,你的基本条件很好,但是要多吃 苦,多练功。只要坚持刻苦参加基本功训练,理论上再多加学习,就一定能有一番作为,会成为一个有前途的青年艺术家

  王洛宾

  其他人无话可说了。但朱荣曾已经冷了心,他以身体不好为由,退伍回到了北京,考取了另一个部队的文工团。

  朱荣曾拉着王老师到他家,请王老师吃饭。回新疆时,朱荣曾又买了一大包礼物,有一件衣服,还有一个小纸包。她让王洛宾不要打开,到火车上再打开。

  火车开出了北京站,王洛宾打开了小纸包,里面是一支小扁瓶的酒,是“白兰地”,还有一封信。信上说,王老师,他们说我是你的干女儿,请允许我叫你一声亲爱的爸爸!信中还说希望你振作起来,再创艺术的辉煌。

  王洛宾很感动,他看着这个小小的瓶子“白兰地”,感觉那里面盛的是浓浓的情谊。

  回到乌鲁木齐,王洛宾久久地沉浸在美好、喜悦又心酸、感慨的情绪中。他抚摸着这只扁扁的小瓶子,打开来,抿了一小口,是那样甘醇芬芳。他展开白纸,写下了歌曲《亲爱的白兰地》——

  不管是走路还是休息

  我的手总放在口袋里

  口袋里装满着生命的芳香

  口袋里装满着怀念的情谊

  不管是早晨还是夜里

  我的心也贴在口袋里

  我的手抚摸着生命的芳香

  我的心细嚼着怀念的情谊

  情爱的朋友告诉你

  口袋里装的是白兰地

  最香的最醇的最甜的

  最亲的最最亲的白兰地 (听一听?我还没听到唱的最好的令我满意的!)

  这首歌,因为写的是酒,在国内没有得到推广,怕产生负面社会影响,让人成了酒鬼。而在澳洲和美洲,这首歌广为流传,深受人们喜爱。它甚至成了澳大利亚某艺术团的团歌。

  这首歌曲后来也曾产生争议,令人惊奇的是争议不是出在著作权上,而是围绕着“女儿”展开。当然,事实正如这里所写,后来争议也就偃旗息鼓了。

第23节:争取平反

  从北京回来,王洛宾的心情明显开朗了不少。他从北京买回的9寸黑白电视机,成而二儿子住的大杂院里唯一拥有的电视,晚上不少人坐在院子里看电视,王洛宾很高兴,好像他感觉到他是有用的人,他是人们需要的人,这样他就高兴。

  1977年,一些平反、落实政策的活动渐渐展开,王海成不断地从报纸上看到一些人平反、摘帽的消息,他想,难道父亲的“帽子”就摘不了?他的帽子摘不了,我也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就赶回家找父亲商量。

  没想到王洛宾一听,就不耐烦地说,“我的帽子摘不了,很麻烦。整我的人都活着,都是大官,怎么可能轻易地给我摘帽呢?”

  “难道谁和你有仇,非要整死你?”怎么问,王洛宾都沉默着,就是不说话。

  王海成生气了,急着说:“我因为你吃了那么多苦!你就不为我想想吗?你到底犯了什么罪!我有权知道!”

  可王洛宾就是沉默着,不说话。后来,他拿出一个小包包,说,“你自己看吧。”然后无语地走到一边。

  这时,王海成才第一次真实地接触到那些历史。15条罪状,就凭这15条罪状怎么可以判一个人15年徒刑,蹲15年大狱?王海成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怎么会说你污蔑社会主义大好形势,说河南的人民公社饿死了人?你说了吗?”王海成问。

  “我没有说。”王洛宾说。

  “是呀,你又没去过河南,你怎么会说呢?”王海成也想不通。

  王洛宾说:“这话不是我说的。我的一个学生从河南探家回来,说她家乡饿死了人。当时很多人听到,不是只有我一个。”

  “那他们怎么赖到你头上呢?你怎么不申辩呢?”王海成不解地问。

  “我是反革命,我申辩了也没人听。要是搞清了真相,是她说的,她就会被开除军籍,遣送回家。这是个有前途的女学生,我不能这样毁了她的前程。”

  “哦,你怕毁了她的前程,你不怕毁了我的前程!”王海成气呼呼地说。

  “你居然能说出这话!”王洛宾瞪着眼睛,气的浑身发抖,“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不和你说了!你永远不懂一个老师对学生的爱护!”

  王海成看父亲真的生气了,感到刚才自己的话说得过重了,就什么也没说。若干年后他才理解父亲为了年轻人的前途做出的这种牺牲,是一种多么伟大的精神。

  王海成看那些罪状根本不能成立,就写了多份“状子”,开始了艰难的要求平反之路。

  他先找了军区文工团,因为父亲是从那里抓走的。

  文工团团长摆出一副当官的架子:“你父亲是历史反革命,再加上现行反革命,罪是定了的。根本翻不了!再说你父亲年纪都那么大了,就是翻了案,能干什么?听说他已经有了孙女,那就在家里抱孙女吧,别忙着自讨没趣了。”

  王海成强压着心中的怒火,耐心地说,“我父亲的事不光是关系着他,还关系着我们下一代。你看我,到现在,28岁了,还在农场出不来,每月才40元钱,怎么成家,怎么生活?”

  “哦,那我们管不了,也不属于我们该管的事。”人家就这样打官腔,折磨你。

  王海成找自治区人民政府信访办。信访办说,王洛宾当时是军人,军队上的事,找军队去。王海成找军队,军队说你去找统战部去,因为你父亲是“战犯”。

  最后好不容易,总算遇见了好人,是自治区专门成立的落实政策、甄别历史问题的一个处长,叫林志贤。林处长看了材料,听王海成说。然后问:“你爸爸怎么不自己来?”

  王海成照实说,“他觉得可能没希望,自己年龄也大了,怕伤心,没有来。”

  林处长说,“你爸爸我认识,他的事我也知道一些,你让他明天自己来一下。”

  王海成感觉遇见救星了一样,连忙回家对父亲说,那高兴的劲儿好像是问题已经解决了一样。王洛宾这才对儿子讲到,粉碎四人帮前王洛宾给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泳写过信,希望落实政策。于会泳是他在抗战宣传队时就认识的。于会泳的回信说,“老王,你想开一点吧,你已经风烛残年了,现在政府对你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再用了。听说你现在在家里抱孙子,这是天伦之乐呀!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帮不了你什么忙,至于你想创作什么作品,我劝你就不要再写了。”

  王洛宾的“剥夺政治权利20年”还没有满。王洛宾不敢做什么,就赶紧写申诉材料。到了1978年12月,王洛宾终于拿到了乌鲁木齐军区法院的“刑事裁定书”。上面写着,经过复查,当年对王洛宾判刑所依据的几个问题均不能成立,撤销原新疆军区军事法院对王洛宾的判决,恢复原待遇,保留原工资,按军内职工退休对待。还有一个补充通知,特别注明,因为国家财政困难,在押期间工资不予补发。

  王洛宾逮捕前的1957年的工资就是150元,是文艺六级,现在反而成了“职工”,还是要拿150元。但总比后来长了5元的25元“战犯待遇”好吧?

  看了这份文件,王海成的心情很复杂,不满意。但王洛宾劝他,“知足吧,要是我死了呢?”

  同样在这一年的年底,王海成终于离开了农场,好歹来到了没人愿意去的距离乌鲁木齐几十公里的柳树沟水泥厂做了工人。怕他年龄太大,工厂不要,好心的农场人给他减了一岁,填报他是1952年出生,以至于后来有人故意和他过不去,说他不是他母亲亲生的,因为他母亲黄玉兰1951年去世,他怎么可能在1952年出生呢?这让王海成很气愤。

  在这之后,有些单位和部门请王洛宾帮他们修改剧本或写剧本,有些想在文艺上发展的年轻人向他请教。王洛宾觉得自己有点用了,心里很高兴。他这时指导的学生,后来有的考上了上海音乐学院、北京音乐学院,再后来都有了一定的成就。

  王洛宾对自己的社会影响是很看重的,他很希望社会承认他。大概是1978年底,一个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考试的学文学的学生说,他参加的考试,卞之琳教授出的试卷上有一道考题,问古代西域音乐曾在汉唐大量传入中原,那么现代新疆音乐又在哪个时期再一次大量传入中原?起了桥梁作用的是谁?卞之琳教授公布的正确答案是:抗战时期,新疆音乐又一次大量传入内地,起桥梁作用的是王洛宾。

  王洛宾不相信有这事,他反复问,总想找试卷认真核实一下,但是没有办到。后来有一位评论者曾在论文中写到,西域音乐大量传入内地,最具代表性的时期是两个,一是汉唐时期,以西域龟兹乐师苏袛婆为代表,主要是输入器乐曲和调式理论,再一个重要时期就是20世纪,以王洛宾为代表的音乐家把大量声乐和歌舞曲引入内地。尽管这种描述未必很确切,但王洛宾听到人们这样评价,他还是很高兴,他觉得自己的劳苦没有白付出,人民和历史会肯定他的劳动,不会忘记他。他自信地说,“我的东西不管你说水平怎样,它毕竟上了中国近代文化史了!”

  1979年兰州军区为在全国歌剧汇演中拿到好成绩,派人专程从兰州来找王洛宾,要他去帮忙。找来找去,好不容易在东风电影院的地下室里,一个堆满道具杂物的地方才找见了他。王洛宾无处可去,就栖身在一间狭小的地下室里为别人改剧本。这一时期,也就是说1979年,如果你在红旗路的地下通道旁常看见一个戴着蓝帽子,穿着灰衣裳、看上去又有些文化的老年人背着手低着头走来走去,那可能就是王洛宾。——“他们不用,我们用。”兰州方面把王洛宾请上火车,坐的是软卧,这让不知软卧是什么模样的王洛宾觉得既新奇又感动。到了兰州,还给他派了个勤务兵,不习惯被人照顾的他坚决不要,甚至觉得既麻烦了别人,自己还不习惯,无法受用。可人家坚决要这样,王洛宾只好接受了别人的盛情。

  兰州的演出拿了大奖,回到乌鲁木齐的王洛宾被市文工团请去创作剧本,但他的生活条件还是如旧,他挤在前进剧场的小阁楼里为剧团写《奴隶的爱情》,写出来又通不过。当时正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奴隶怎么有爱情?还和头人的子女有了爱情?让一个没有政治权利的劳改释放犯参与创作,市文工团领导你们是怎么把关的?

  1981年5月,新华社驻新疆分社记者赵全章采访了王洛宾,然后稿子在5月26日的“内参”上刊出。6月9号,赵全章接到电话,中组部批示请总政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派人到新疆调查解决给王洛宾彻底平反的问题。这样,王洛宾的命运才有了重大的转机——恢复王洛宾的军籍,任军区歌舞团艺术指导,定文艺六级。王洛宾刮掉了留了多年的山羊胡,又穿上了军装。文工团给他在单身筒子楼里安排了两间不带厕所的住房,王洛宾这才有了自己的住处。这时他已经68岁。

  文革后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写王洛宾的报告文学作品,是新疆兵团作家、诗人贺维铭写的《拼将头颅载歌行》,发表在新疆的《绿洲》杂志上。王洛宾觉得贺维铭和他一样是吃过苦的人,因此信任他,告诉他自己生活的一些真实细节,他们成了朋友。

  文革后王洛宾复出的第一场专场音乐会,是1986年11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和新疆音乐家协会举办的《人民音乐家王洛宾作品音乐会》,演出地点是乌鲁木齐八一剧场。光看题目就知道这给了王洛宾极大的尊敬和荣誉,王洛宾非常高兴。演出的节目很精彩,全是王洛宾的作品,有独唱、合唱、舞蹈、器乐演奏等等,王洛宾自己还在台上表演了节目,他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年轻时代,焕发了青春。

  北京的报纸相继刊载了王洛宾作品音乐会在新疆举行的消息,人们逐渐知道,这位音乐家还活着,他的消息不胫而走,渐渐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

  1987年夏天,王洛宾回到北京,参加了母校北京师范大学85周年的校庆。他大学毕业的1934年举办过演唱会,1947年母校45周年校庆他举办过演唱会,现在母校85周年校庆,又邀请他举办他的歌曲演唱会,王洛宾感觉恍然如在梦中。音乐会以《半个月亮爬上来》的多声部大合唱开始,以外国留学生表演的合唱《哪里来的骆驼队》结束。王洛宾坐在台下,又想起了几十年前这首歌舞的创作过程。

  1939年有人在兰州唱一支小曲,大概是“哪里来的骆驼客,哈密来的骆驼客。骆驼驮的啥东西?花椒胡椒姜皮子。花椒胡椒啥价钱?三两三钱三分三。门上挂着个破皮靴,骆驼客人请进来。有钱的老爷炕上坐,养肝子羊肚羊头肉……”王洛宾觉得曲子很不错,词也很有生活情趣,但有些地方太俗,于是就把它改编了一下,歌名里的“骆驼客”变成了“骆驼队”,内容于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请看歌曲《哪里来的骆驼队》——

  哪里来的骆驼队

  哎亚里美,哎亚里美

  哈密来的骆驼队

  夏里洪巴蕊

  天山大雁长空叫

  哎亚里美,哎亚里美

  沙漠脚印一对对

  夏里洪巴蕊

  骆驼驮的勘探队

  哎亚里美,哎亚里美

  骆驼驮的清凉的水

  夏里洪巴蕊

  勘探姑娘高声唱

  哎亚里美,哎亚里美

  再不叫沙漠打瞌睡

夏里洪巴蕊

  当时有好几支中央组织的考察团在西北展开地质、文化等等方面的考察,王洛宾有感于他们为祖国发展所做的努力,写下了这首歌。一转眼,已经过去了近50年,半个世纪。这支歌曲里的“亚里美”是衬词,是维吾尔语“异乡”的意思,而“夏里洪巴”是蒙古族歌曲的衬词,因为音节不够,王洛宾就加了个“蕊”字。1993年这首歌被定为地质队员之歌,这也倒符合历史逻辑和歌曲内容。

  1988年春节,青海方面邀请王洛宾参加龙年春节联欢晚会,王洛宾去了,他想看看几十年没有再去的青海草原,他怀念那位草原上的好姑娘——萨耶卓玛。人们送给王洛宾一幅卓玛的照片,王洛宾回来后把它挂在房间的墙上。他感慨的心情难以平息,写下一首诗,表达对卓玛一家的感激和怀念——

  从遥远的可可诺尔

  回到新疆

  褡裢里

  一边装着厥麻

  一边装着幸福和欢畅

  坐在琴旁

  轻声歌唱

  以厥麻编成一首最甜的歌

  把遥远的情谊

  组成了三个乐章

  第一个乐章是青稞酒

  第二个乐章是“龙羊”

  第三个乐章是五十年前

  三角城的姑娘

  古铜的香炉里

  燃起檀香

  双手合十

  跪下祈祷

  把前额磕在地板上

  请相信我的虔诚

  请保佑我的想象

  我想用歌曲

  把世间疾苦

  化作吉祥

  我有足够的决心

  我有足够的力量

  因为

  在檀香缭绕的墙角

悬挂着卓玛神像

第24节:蜚声海内外

  王洛宾是怎样从大陆走向海外和世界的?

  这首先是由于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其次也有具体的条件和机缘。

  1988年,台湾的电影制作人凌峰来新疆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的电视片,访问和拍摄了王洛宾,第一次用电视这个媒体介绍了这位老艺术家。王洛宾的歌在台湾很多人都会唱,都喜欢,知道了他还活着,于是引起了新闻人对他的兴趣。香港女作家夏婕来新疆采访了王洛宾,回去后写了不少文章,一时在香港和台湾吸引了人们的注意。

  1989年王洛宾在广州的好友向有关方面推荐,说王洛宾的传奇经历,说他的著名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达坂城的姑娘》人人喜爱。朋友同情他的遭遇,赞美他的歌曲,说他的歌曲是艺术歌曲,文化含量高,如果举办他的音乐演唱会,很有艺术价值,可以调节一下广州演出市场港台通俗歌曲铺天盖地的单一局面。不过这在当时也要冒风险,担心商业运作能否成功。4月底,广州友谊剧院连续举办了三场《王洛宾优秀作品音乐会》。音乐会非常成功,观众热情很高,优美的歌曲,动人的舞蹈,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特色,尤其是王洛宾设计的最后出场与观众见面,效果极佳。在“掀起了你的盖头来,让我看你的眼睛,看你的脸儿”的歌声中,两位漂亮的维吾尔族姑娘搀扶着“新娘”款款走来,这时音乐突然停了,一束橘红色的灯光聚焦在这位神秘的新娘身上。一束红光打过来,盖头掀起来了,歌声再次响起,一位穿着西服、戴着礼帽、髯髯胡须的长者抚胸向观众鞠躬行礼,原来这“新娘”就是今晚的主角、所有歌曲的作者、音乐艺术家王洛宾。

  演出轰动了广州,各种媒体争相报道。广州电视台、广东省电台都请他去做嘉宾,更被他的传奇的故事所打动,当被问到你坐牢的感受时,王洛宾说,“我很幸福,因为坐牢让我接触到这么多不同的民族,搜集了这么多的歌。”王洛宾说的是实话,他是从文学的角度、从对他创作的角度而说的。如果从生活和生命的角度看,王洛宾根本不会这么说,因为怎么可能幸福到要两次自杀呢?就是傻瓜也不会这么说!这还表明,经过一系列磨练,王洛宾已经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他已经不是那个只知道唱歌和写歌的浪漫歌者了,生活让他懂得了怎样应对现实。

  广州音乐会的成功,给王洛宾带来了信心,他彻底走出了心理的阴霾,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到:“这是一场幸福的梦,这场梦可以补偿过去的一切损失。它是现实又超现实,使我毕生难忘。”还说,“广州音乐会赐予我晚年最大的幸福,是你们赐予我意外的幸福。”

  广州音乐会以后,王洛宾的名气一天比一天大,他真的“红”起来了。

  出版社出版他的歌曲集,有《在那遥远的地方》、《丝路情歌》等等,而且都标上了真实的词曲作者,大多都是王洛宾作词作曲。

  音乐会上常听到他的作品,人们用各种方式来演绎。许多著名的男声和女声歌唱家争相歌唱那些经典歌曲。

  报纸和杂志不断有写王洛宾的文章,大多都是赞美。

  广播和电视采访他,制作他的生平节目,充满褒扬和赞叹。也有电视剧改编他的故事,开始播放。

  1990年底,王洛宾受邀请到新加坡演出,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演出是由新加坡华人李豪女士促成的。李豪女士是王洛宾的校友,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她很早就移居新加坡,从事音乐教育工作。她组织的合唱团水平很高,在东南亚华侨中很有影响。李豪女士以“李豪合唱团”的名义邀请王洛宾去和他们一起演出,王洛宾一行6人的所有费用全由他们承担。在新加坡的演出大获成功,王洛宾为感激李豪女士的邀请,还专门和李豪合作,写了一首由李豪作词、洛宾作曲的合唱歌曲《新加坡的太阳》。

  在新加坡演出时有一个小细节也值得一提。剧院休息室里,一位王洛宾不认识的华人女士很恭敬地递给王洛宾一个沉甸甸的信封,然后说了祝愿的话就走了。演出完毕回到宾馆,王洛宾打开信封一看,是一封信,上面写着“过去我唱过您的许多歌,可是从来没有见过面。今天能亲眼看到您,真是太幸运了……”除了信,还有一条亮闪闪的金项链。王洛宾心中很不安,不认识,怎么可以收别人这么贵重的礼物?他仔细看项链,发现在项链的金坠子上刻有字,再仔细看是“传歌者”三个字,背面刻着“王洛宾先生”,还有一行小字“沈怀兰赠90-12-1”。王洛宾深深地感动了!他紧紧地攥着项链,感觉这是来自人民群众的肯定和赞誉,而且是那么贴切,那么准确,毫无浮华,说出了王洛宾想说而没有说的话!我不就是传歌者吗?传出各民族人民的心声,他们的苦难和欢乐,他们的爱情和生活,我就是这个艰难时代的传歌者呀!——从此以后,当人们把一切赞美抛向他,“情歌王子”、“歌谣之父”、“西北歌王”、“民歌圣手”,不一而足时,而让他自我评价,王洛宾就引用这位观众的评价说,“我是一个传歌者!”当他的劳动被一些人诋毁,发生了一些争议和不愉快时,王洛宾也说,“我是一个传歌者,我的作用就在那传歌中的灵犀一点!人民歌唱我的歌,就是我的版权的最好证明!”

  1991年7月,王洛宾开始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92年2月,王洛宾到香港举办《我的歌——王洛宾演讲及小型音乐会》,是由香港中国文化促进会举办的。说是小型,但参加的人还是很多。演出后,香港《文汇报》以《王洛宾:西北民歌之王》的整版报道文章,介绍了他的歌和他的传奇经历。

  1992年10月,王洛宾《在那遥远的地方》获得文化部、中国唱片总公司第二届“金唱片创作特别奖”。

  1993年王洛宾又再度访问香港,这次是在香港体育馆举办《50年中外经典与流行音乐会》,王洛宾和许多著名歌手同台演唱了他的作品。

  1992年和1993年王洛宾两次去宝岛台湾,一时间在台湾岛刮起了“王洛宾风”。

  1993年他被上海音乐学院授予名誉教授,次年又被新疆大学和新疆师范大学授予名誉音乐教授。

  1994年6月,王洛宾应邀到美国,先后在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地讲学和演出,在由美国中华文化交流促进会主板的“中国著名作曲家王洛宾作品演唱餐会”上,王洛宾接受了他们送的“民歌之父”的牌匾。6月7日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还隆重举办了《丝路情歌——王洛宾作品音乐会》,观众很多,包括多国的驻联合国大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向王洛宾颁发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特别贡献奖”。

  ——这里不厌其烦地讲王洛宾获得的荣誉,列出的还只是他获得的奖励的一部分,并不全面。而列出这些,是要讲王洛宾对待荣誉的态度。

  王洛宾对待荣誉是虚心的、低调的、不愿喧哗、小心翼翼的?

  不对!恰恰相反,王洛宾很看重自己的影响,很看重自己的声誉,很看重他的听众多不多,人们对他是什么态度,他的歌能传多远,在哪些地区有影响,有哪些著名的艺术家演唱过,他的歌能传多久!

  早在他刚刚从监狱里放出来不久,他帮助基层宣传队写歌,演出时报幕:词曲作者王洛宾,都让他激动得热泪盈眶,浑身颤抖。他埋没的太久了,太深了。如今,王洛宾大红大紫了,他干嘛要藏着掖着,不让鲜花在晚秋的季节灿烂地开放?

  王洛宾认为,我一辈子吃了那么多的苦,吃那些苦的原因就是为了这些歌!在我生命的晚年,我又非常幸运地迎来了辉煌!我就应当好好享受胜利的喜悦,享受苦难之后的甘甜!我就是要让我的歌——不对,不尽然,我传的这些人民的歌——能够大唱特唱,传遍四面八方!这是唱我王洛宾的歌,又何尝不是唱萨耶卓玛、五朵梅、吾甫尔江等等人民大众?何尝不是歌唱那些艰难时代的苦难深重而又艰苦卓绝、有着我们中华民族光荣传统的优秀儿女?我的歌,就是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史、苦难史、奋斗史!我为什么要小心翼翼,要低调?尽管我知道,我有很多不足,要虚心学习,但在改革开放的年代,我没有什么“心虚”的!我要让我写的歌,歌声如大海的波涛,喧哗,澎湃!

  ——王洛宾想的没有错。他的春播夏忙,在他晚年迎来了秋收冬藏。他有理由享受这些荣誉,享受这人生几十年精心酿造、深深窖藏的美酒。

  王洛宾成功了,眼热的、嫉妒的有之,但只是很少数的人。想要把他的歌占为己有的有之,那更是极少数。但是不理解的有之,盲目听信传言的有之,尽管人也不是很多,但王洛宾一直忧虑。更让王洛宾忧虑的是,他担心人们不了解他,不理解他,以为他是个没定力的人,像野马随风而转,国民党时期随国民党跑,共产党时期随共产党转,国民党时期为共产党坐监狱,共产党时期为国民党坐监狱。生命的晚期要那么追求浮华——不!王洛宾不是这样的人。

  王洛宾成功了,很多部门祝贺他,称他是哪里哪里的光荣,是什么骄子什么王——光荣为什么让我坐15年大牢?有这样当骄子的吗?很多首长请他吃饭,祝贺他,连北京的高官都说“我爱你的歌,我从小唱你的歌”——你们祝贺我,爱我的歌,我受难的时候怎么一点也听不到这种声音?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你们在哪里?你们的文化素质和思想素质体现在哪里?有的人一口一个王老师、王先生,要合影,要签名,要采访——王洛宾知道他们为什么,有的是真心的尊敬和爱戴,有的是工作的需要事业的需要,有的是为了自己并不纯洁的动机。

  王洛宾说:“我已经过了‘耳顺’之年了,我要学习孔夫子‘从心所欲不逾矩’。我已经不像年轻时那么傻了。他们祝贺我,——好!谢谢你的美意!他们要照相,——好!照吧!他们要给我发金字招牌,——好呀!难道我承受不起吗?我不该拥有吗?你记得我说过的话吧,政治好比别人给你照相,摄影师把镜头移向左,你就右了;镜头移向右,你就左了。其实你自己坐在那里,一直没有动。”王洛宾笑了,像个禅悟了的樵夫,“我是练出了随遇而安。”

  ——王洛宾成熟了,从里到外、从理智到情感都成熟了!他是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在音乐界的杰出代表人物。

第25节:与罗大佑的误会和争执

  王洛宾与罗大佑是发生了摩擦、产生了争执和不愉快的。罗大佑是20世纪末台湾重要的音乐人,著名的词曲作者、流行歌手,创作了很多优秀的歌曲。他们二人年龄差距很大,都是文化人,本应该惺惺相惜,可为什么发生了矛盾呢?是“文人相轻”吗?——不是。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是怎么回事呢?

  事情还要从凌峰说起。凌峰是在改革开放后最早到大陆的那一批文化人,他拍摄了电视片《八千里路云和月》,介绍了王洛宾。王洛宾对此深表感激,老人家认为是凌峰把他推向海外,打开了一扇门。事实也确实如此。

  1992年凌峰提出要拿两万元买断王洛宾的十首歌,这样好在台湾打开销路,方便于他来专门做对王洛宾的包装和宣传。应该说,凌峰在这件事上既是真心想帮助王洛宾,由自己来全力推出宣传,以产生强大的影响力,又有着自己的小算盘的小计算。他想到了经济利益,想通过正当手段使自己在与其他人的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商业运作的角度来看,凌峰的做法似乎也无可厚非。

  但是在王洛宾这边就不同了。一是为了感谢凌峰的首先推介,有答谢的意思,二是由于“时间差”或者说“阶段差”,大陆这边还根本没有“版权法”的概念,王洛宾对什么“买断”、究竟能不能买断、买断之后会怎样根本没有概念。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信息不对称”!——王洛宾答应了凌峰的要求。

  王洛宾和罗大佑以前已经见过两次面,一次是罗大佑作电影《在那遥远的地方》的配乐总监时。这是一部写王洛宾故事的电影,罗大佑想“要写他,就要了解他”,于是在1992年来到乌鲁木齐,虽然见面只有几个小时,也不是单独见面,但气氛很不错。罗大佑说,“我从小唱你的《青春舞曲》、《在那遥远的地方》长大的。”王洛宾也善意地回答,“我也听你的歌。”第二次见面是1993年,在香港举办的《50年中外经典与流行音乐会》上他俩还手拉手同台演唱,罗大佑对王洛宾是友好和尊敬的。但是凌峰“垄断”了王洛宾最优秀的十首歌,他做的又合乎台湾方面的法律规则,不能说他什么,于是有人就对王洛宾这边有些怨言,有了对王洛宾“以区区两万元出卖作品”的腹诽。进而这种情绪蔓延开来,就有了“记录一下民歌就是创作吗?”“既然是民歌?民歌可以出卖吗?”“王洛宾拥有这些歌曲的版权吗?”等等问题的产生。在这种“情绪”的作用下,最后上升到“王洛宾出卖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高度。凌峰拿到了10首歌曲的出让版权,但是也没发挥什么作用。看着矛盾在升级,罗大佑和其他人要用王洛宾的那10首歌,凌峰也没说什么。凌峰说过,要说版权申索,我才最有资格,因为我是那10首歌曲的所有人。凌峰说的没错,他已经用两万元人民币买断了王洛宾最著名的10首歌曲的在港、澳、台的“版权”。

  恰值1993年罗大佑要搞“新民谣”,他带着要“冲击”一下的先锋气势,在没有事先和王洛宾沟通、没有得到王洛宾同意的情况下由“滚石”集团出版和发行了《情歌纪念日——罗大佑王洛宾世纪大合作》的盒式磁带。这里很明显罗大佑有考虑不周全、做的不对的地方。再怎么说,你要和别人合出专集,打出别人的名字,要用摇滚音乐重新诠释演绎,至少你要和别人联系商讨吧?要取得别人的同意吧?这是起码的尊重和程序呀!可是很遗憾,罗大佑没有做到。凌峰与王洛宾取得了联系,说了台湾的情况。王洛宾听了那专集的歌,没有了自己歌曲原有的悠长的抒情意绪,变成了重金属摇滚乐的躁动,而且有的歌词也改了,王洛宾认为改的不好,不如过去的。更重要的是王洛宾认为这是明显的不尊重人!——就这样,王洛宾有些生气。

  罗大佑知道自己做的不好,给王洛宾打来电话,要作解释。没想到王洛宾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听着听着,罗大佑按捺不住了。他想,本来宣传你,也是为你好,把你的作品搞得具有现代感,你不领情也就罢了,还提出那么多的批评,你不就是“传歌者”吗?不就是把民歌抄录了一下吗?——罗大佑带着情绪把问题想偏了。他听不进王洛宾的批评意见了,来了一句“你等着,会有好戏给你看!”啪的一声挂断的电话。事后有人问王洛宾你当时在电话里说了什么?王洛宾说,我向他指出,他未通知我,用我们合作的名义出磁带是不对的。只要他在电话中悄悄向我说道歉,一切都可以了结。这句话可能伤了他的自尊心。——究其实,这里面有误会,其实质也可以说是一种“信息不对称”。

  不久,在大陆的音乐评论和理论杂志上,出现了几篇文章,对王洛宾的民歌作品版权问题提出了质疑,并由此引起对民歌著作权问题的大讨论。在社会上也流传开这样的说法,“王洛宾那不叫创作,他只是抄录了一下民歌”,“民歌是可以出卖的吗?连民歌都能出卖,还有什么不能出卖?”——这些文章和说法,客观上说对已经80多岁高龄的王洛宾打击很大,给他很多困扰,他感觉很受伤。

  王洛宾外表上淡定,他依然到处演讲演出,扩大自己的影响,一般不对人解释那些误解,但他在必要的场合和认为有价值的刊物上对此作出回应。他接连给《人民音乐》杂志写了4封信。下面大段摘录:

  其一谈版权和获奖:“我国几十年来没有版权建制,同时我也缺少版权的概念,几十年来我编写的民歌,都作为青海民歌或新疆民歌对待,我从来没讲过一句话。我1938年在大西北搜集了15首民歌,填上抗战的唱词,编成了一本《西北歌声》,在封底印的是‘甘肃省抗敌后援会编印’,没有写自己的名字,认为这工作是一个公民的义务。

  今天我在国外获得荣誉的时刻,国内两位先生竟大声疾呼‘王洛宾的民歌不能称为他的创作!’我在此郑重的说一句:‘我从来没有说过我创作过哪首民歌。’同时二位又提出我编写的民歌版权问题,我能反过来提个疑问吗?你们提出民歌与版权的问题,是什么动机?有什么目的?

  有人对我获得‘金唱片’奖及获得上海音乐学院名誉教授表示不满,什么用意,难以推测。但这不是学术讨论范畴,政府为我颁‘金唱片’奖,不是根据社会传说,是根据歌曲唱片磁带的发行量及歌曲传唱地区的广泛程度。

  最近访美讲学,华人朋友说在美国二百万华人,起码有一半人会唱《在那遥远的地方》。我相信他们唱这首歌,不会想到这歌的作者用了百分之多少民间素材,百分之多少是个人的创作,我相信政府的颁奖,也不牵扯这个问题,主要是这首歌给人们美的享受,我自己认为是受之无愧的。……”

  其二谈歌曲的作者问题:“……一个少年骑在牛背上,或者一个船夫站在船头上,或者一个荒野地里的马车夫,都可能哼出一些好听的调子,但那绝不是一首歌,不是一次创作。我王洛宾走到哪里都说过,我的歌是搜集、整理、加工后创作出来的。《达坂城的姑娘》《在那遥远的地方》是我搜集了许多年,整理加工了许多遍,才有今天这些普及和家喻户晓的曲词,偏偏有人说这些歌不是我的,那么是谁的呢?谁敢站出来!”

  其三谈关于“出卖民歌”的问题:“凌峰先生要为我拍40集电视剧,买了我编写的10首歌曲版权,地区只限港、澳、台湾,不包括大陆。这点凌峰先生自己可证明,甲乙双方共同的朋友、台湾著名指挥崔玉磐先生亦可作证。***先生把10首歌让权的事,提高到盗卖民族文化的法律事件,你能负法律责任吗?我可以负法律责任,揭发你受他人雇用,对一位老人污蔑陷害,进行人身攻击。

  请大家公论,我将自己的歌曲著作权卖给他人,算不算盗卖民族文化?”

  其四关于歌曲的创作过程及版本问题,以《在那遥远的地方》为例:“在此我以中国音协会员的身份,要求协会委托青海省音协分会,对这问题作一番调查,问题很快可以澄清。

  40年代青海儿童剧团的成员,而今在西宁大有人在,他们可证明,在王洛宾未去青海之前,青海没有这样的歌曲,他们可以证明,这首歌是王洛宾写的,曾经用在一个儿童歌剧里边。再有一个证明者是台湾台北音乐著作权人协会主席丑辉瑛女士,她是我当年在青海的同事,又是朋友,她不但可以证明这首歌是我写的,还可以证明这首歌应有版权。

  我写的这首歌,40年代,管喻萱教授和黄源尹教授都以我的版本灌过唱片。50年代,朱崇德、李光羲、楼乾贵录的磁带,也都是我的版本。阿塞拜疆的比比妥夫和美国的罗伯逊,以及最近在芝加哥参加我的作品音乐会的美国女高音歌唱家洛福蒂,唱的都是我的版本。”

  王洛宾还写了专门的文章发表在1995年第6期的《人民音乐》,对自己作品的版权及其他问题展开全面的论述:

  ……

  有人认为民歌工作只是记谱、填词,是一种简易的劳动,没有什么创造性,近来国内外对我编写的民歌有些争议,在此我发表一点个人意见。

  我国民歌长期停滞在口头文学的阶段,“五四”以后才逐渐进入文字记载,目前有人认为民歌主要是由音乐构成的,并指出我编写民歌的劳动,只是构成一些赤膊旋律。我认为今天的民歌(指能在世上传唱的)应该是文学加音乐,人民群众虽不都是诗人,但群众都有诗的感受,编写民歌唱词必须提高唱词的文学性,同时民歌记谱也是困难殊多,同样一首歌,每个人唱的旋律各异,甚至一个人唱的多段体的歌,由于唱词语言的变化,每段旋律也有不同的变化,因此记谱者要用美的音乐标准去固定它,改编它,尤其是兄弟民族的民歌,由于语言不同,若以汉语去表达它的内容极为困难。

  目前图书馆里,可以翻出成千上万的各族民歌,大都作为资料进入了档案,只有极少数能在世上广为流传,其原因除了获得动人的文学(唱词)和找到美的旋律之外,他还要在这两者之间,加上一个高度艺术的灵犀“一点”,这“一点”我认为就是改编者的创作。

  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间,我编写的民歌,多注明“记谱、译词”,是一种失误,是当时自己没有版权意识所致,五十年代后编写的则注明“编词曲”是正确的。

  希望专家们对单纯的记谱译词,能不能传唱五十多年的问题多作探讨,不要死咬住“记谱、译词”的字眼,便否定我六十年的劳动创作。

  关于有人攻击我,卖断十首民歌,是你侵害了中华子孙后代的权益,我要求能举出子孙后代权益损失的事实。两年来在上海、南京、北京、深圳举办了七场音乐会,都唱有这十首歌,每场都有电视现场直播,台湾凌峰先生并未干预,上海出版了西部歌王的磁带,也有这十首歌,也未受到干预,这都是事实。

  六十年来我编写的民歌,有没有版权,不是由某人的一篇攻击性文章所能决定。我要求全国人民(包括海外同胞)为我作评定,我可以等待三年,到1998年春天。如果大家认为我的歌应有版权,那就证明我出卖的是自己的版权,如果认为我不应有版权,到时向人民请罪也还不迟,失陪三年,谨祝先生们创作丰收。

  由以上材料可以从侧面看出当时有些人对王洛宾的攻击之猛,也可以看出王洛宾确实有些气愤,他要据理力争。

  现在看来,一些人当时并不是从科学的实证的态度来研究问题,而是带有义气用事的特征,带有打击和贬损王洛宾人格的特征,因此背离了学术研究的正确路径,无法得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认知,客观上也给王洛宾带来了伤害。在这场围绕王洛宾的版权展开的争论中,更多的人是站在王洛宾一边来申辩,其中内蒙古音乐家协会的张善先生发表在《人民音乐》1995年第5期上的近万字的论文《“王洛宾现象”之我见》影响较大。

  争论的过程中有记者采访王洛宾。这里只记录一个小片段:

  记者:某先生在文章中还提出“西北民歌之父”的问题。王老有什么看法?

  王洛宾:那是别人对我的称呼,我没有把它印在名片上。这次去纽约讲学,那里的报纸出了号外:“欢迎中国民谣之父。”我在记者会上,感谢之外,加以解释。我说,这种称呼会给我带来麻烦。大陆有位先生批判我:民歌之父即是人民的老子。这句话引起了大家哄堂大笑。一位教授站起来发言。他说,某先生没有错,他有反对别人称你为西北民歌之父的权利。但他没有阻止别人称呼你的权利,正如他不能阻止我们称呼“中国民谣之父”一样。这又引起哄堂大笑。美国华人朋友看到个别传真过去的批判文章,问我这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延续。我无以回答。我想,正常的学术讨论与恶意的人身攻击是不难区别的。

  直到1996年2月,已经是躺在病床上的王洛宾,终于收到了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在1996年1月29日的信件,信上郑重地写着:

  关于民歌的著作权问题,虽然社会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我会认为,在没有具体人或代理人提出版权要求时,社会舆论依然无法改变其版权的归属。谁改编、整理的,版权就应该归谁。

  ——这应该说是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对这件事,王洛宾有一段话说的好。他说,“歌曲只有被广大人民群众传唱,那才是真正的发表,是谁也夺不去的版权。”

  其实在争论的后期,王洛宾已经和罗大佑和解了。他俩的矛盾冲突中有误会的成分,罗大佑知道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好,而王洛宾也觉得自己对年轻人少了点耐心。罗大佑那个盒式磁带在大陆的发行,最后以停止发行、销毁剩余、赔偿王洛宾四万元费用而结束。钱是通过他们共同的朋友转交的。王洛宾说,他不是为了钱,是为了理,本来可以有更多的钱可以私了,他没有答应。而有“滚石”集团方面的消息说,他们是在理的,给四万元,是王洛宾应得的版税。这两种消息都是“未经证实的消息”,总之,矛盾没有再一次交集。

  直播?

  花了一晚上,看了很久

  作为青海人,听着王洛宾的歌长大,却第一次知道他坎坷的经历,以及那些悠扬旋律背后的凄凉故事!

0   第26节:悲喜交集老友会

 

  现在说王洛宾和马步芳的儿子马继援的故事。在1939——1945年,王洛宾是马继援的老师和朋友,马步芳让王洛宾专门教马继援唱歌弹钢琴,而马继援对这位老师非常崇敬,不但学习音乐,还听他讲故事,讲中外历史文化,在马继援眼里,这位老师简直就像自己的大哥哥一样。在相隔50年的历史大颠簸之后,他们都没有想到能在1992年活着相遇。

  马继援是马步芳唯一的儿子。马继援高大英俊,20几岁就是少将师长,他深受父亲的喜爱和器重。马继援在重庆遇到了家在南京的才女张训芳,一见钟情。他让宋美龄给他们作介绍。因为姑娘的名字中有个“芳”字,还是“训芳”,这和父亲的名字相讳相冲,且又是汉族,马步芳当然不同意这门婚事。而另一头马继援未来的岳父也是觉得嫁给回族,不合适,不同意。马继援却真挚钟情,长久地跪在未来岳父的门前,一跪就是十几个小时,不答应不起来。真诚打动了未来的岳父,他同意了。真诚打动了马步芳,他同意了,但是必须成为穆斯林,还要改名字。为了爱情,姑娘也同意了。于是张训芳经过清洁肠胃和入教仪式,成了穆斯林,名字改成了“张训芬”,终于成就了两个年轻人的美满婚姻——这在民国时期的婚恋史上都是有名的。

  前面说过,王洛宾很受马步芳赏识,二人私交很好。王洛宾被当做“共党嫌疑”投入监狱,是马步芳设法营救才使他免遭不幸。他俩又合作完成了《花儿与少年》这首歌的创作,在青海大获成功,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马步芳对王洛宾有知遇之恩,马步芳赏识王洛宾的才华,王洛宾对马步芳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作为马继援的音乐老师,王洛宾很喜爱这个小伙子,他英俊、聪明,人又善良,喜欢追求知识。而马继援这个小伙子则更是喜欢这位老师,他有文化,知多见广,儒雅有风度。马步芳作为军事长官,更忙,与王洛宾在一起的时间少,而马继援则常常和王洛宾在一起,听他唱歌讲故事。

  光阴荏苒。马步芳、马继援败走台湾。王洛宾因为历史的“反革命”罪,被判刑15年,在新疆蹲监狱。

  马步芳到台湾,后来做了“中华民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1975年病死在沙特阿拉伯。王洛宾在新疆,1975年坐满了15年大牢出狱。

  时间到了1990年,马继援时常往来于沙特阿拉伯和台湾;王洛宾这时已得到彻底平反。

  王洛宾“红”起来了。马继援的女儿把王洛宾在新加坡演出的录影带转录下来拿给父亲,还交给父亲一封王洛宾在匆忙中写给老朋友的短札。马继援到这时才知道王洛宾还活着,他百感交集,很快就给王洛宾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感人至深。其中写道“恍如梦幻”,“悲喜交集,情不自禁流下老泪”。并希望能够有机会在台湾相见,“届时畅谈痛饮,以慰平生也。”而且还在信中附上了自己感慨系之所作的一首诗《闻君之歌》:

  闻君之歌声兮,悲亦壮;

  观君之手指兮,感且伤;

  远赴西域兮,如愿以偿;

  抚琴谱曲兮,热情奔放!

  这首诗歌感慨遥深!写出了悲壮与感伤,写出了奇迹与沧桑。他们居然都还活着!马继援从录像上观察得很细致,由于常年的劳苦,王洛宾那双搞音乐的手,流畅地弹拨琴弦的手,如今不仅粗大,而且苍老,尤其是左手的食指和中指,变形十分严重,最上面的骨节朝内弯曲,成45度,这是常年握铁锨把子留下的印记!王洛宾远赴西域,完成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创造了音乐辉煌,而马继援的“西域”又在哪里呢?能“远赴”吗?能“如愿以偿”吗?诗歌没有像汉代李陵那样沉沦在悲伤和愤懑之中,而是以开阔的胸襟翻开新的时代画卷。“抚琴谱曲兮,热情奔放!”这曲子,既是王洛宾的歌曲,也是马继援的心曲。

  马继援还随信给王洛宾寄去800元美金,让他改善生活,多加珍重,并附上自己的一张新近的照片,“以免相见不相识”。可见,马继援是多么细心,又多么希望尽快地和老朋友相会!

  这里,索性展示马继援写给王洛宾信件的全文——

  洛宾吾兄:

  正在盼望之际,忽奉朵云,展读之下,恍若梦幻一般。今年元月间,弟赴沙国探亲,在家人转录之录影带中,得观吾兄,兄高歌及谈话之镜头(在台北漏看),一时悲喜交集,情不自禁流下老泪。想不到时隔四十余年,还能在电视上看到吾兄风采,岂非奇迹乎?

  欣闻吾兄荣获“中国西北民歌之父”之美誉,真是实至名归,可喜可贺。弟常言,兄台为音乐界之奇才,惜因客观环境之变迁和限制,未能尽展长才,至晚年始放光芒。古人云:“大器晚成。”其此之谓矣!复闻有应邀来台之举,使弟喜出望外,自竭诚欢迎。届时畅谈痛饮,以慰平生也。

  在沙国初看录影带,吾兄之节目后,思潮起伏,难以自已,乃冒然仿古诗而草一小诗,藉抒胸怀。今录如次,尚请指教。文虽粗俗,不过博君一笑耳。

  文曰:

  闻君之歌声兮,悲亦壮;

  观君之手指兮,感且伤;

  远赴西域兮,如愿以偿;

抚琴谱曲兮,热情奔放!

  再者,兹汇美金捌佰元,是我一点心意,尚请笑纳为幸。附小照一张,以免相见不相识。时届春夏之交,气候多变,仍请多加珍重。书不尽意,此奉复,并祝百事顺遂!

  弟马继援上

  五月三日

  王洛宾读了马继援的信,泪水打湿了衣襟,他心潮澎湃,为这首诗谱曲,一边喝酒一边吟唱。他在回信中说他一口气喝了半瓶酒。1992年,王洛宾与老朋友马继援分手近50年后在台北重逢。二人紧紧地拥抱,老泪纵横,泪水像河水一样汹涌地流淌。

  当时还有人腹诽,有微辞。但是王洛宾已经很“红”了,并且越来越红了。于是他们就按捺了。

  王洛宾是一定要见马继援的。别说没人阻拦,就是有人阻拦,他也一定要见的。这里面有几十年前的情谊,有感激和怀念,有关爱和思索,有漫长痛苦的记忆和晚年幸福的见证,更有中华民族重友谊、重情谊、重品格、重礼仪的文化传统在!

  岁月有痕。

  情谊无尽!

  中华儿女,

  文明永存!

  郭德茂写到这里意犹未尽,仿岳飞《满江红》填词一首:

  泪眼婆娑,展鱼笺,悲喜如割。忆昔年,寒烟塞上,绿山浅鬣。二十草原风追马,四十八年云遮月。叹无情,青丝都换了,如飘雪。

  情谊真,侠胆烈,人生伤,勿须揭。看吴钩,今日幸而未缺。散怀踏歌将进酒,与尔同念寒食帖。且举杯,望洋共一酹,得天爵。

第27节:三毛来了!

  1990年4月16日的午后,王洛宾正准备午睡,突然门外传来轻轻的敲门声,声音是那么轻,似乎是有些疑惑,有些迟疑,又有些紧张或兴奋。王洛宾注意听,敲门声又轻轻地响起,好像比刚才的声音坚定了许多,果断了许多。王洛宾连忙披上衣服来开门。站在他面前的是个女子,大概三十多岁或者勉强四十岁?她上身穿着牛仔衣,下身穿红黑相间的大方格的长裙,还穿着一双长筒马靴。

  来人说:“您好!您是洛宾先生吧?我是三毛,从台湾来。”

  “三毛?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作家三毛吗?”容不得多想,王洛宾连忙说:“快进,请进!请进!”

  王洛宾把三毛让到客厅的沙发上坐,自己连忙倒水,还说,“大老远的,幸苦了,先喝杯茶!”王洛宾手忙脚乱地找茶、倒茶,而三毛坐在沙发上一边擦汗,一边观看客厅里的布置。

  王洛宾把茶放在三毛的面前,三毛没等喝茶,就说:“我这次来,是专门来看望您,采访您,顺便给您带来您的歌曲的稿费。”三毛说着就从大旅行袋里拿稿费。

  “不急,不急,先喝茶。您一定走累了,先喝茶,慢慢说。”王洛宾客气地说。

  三毛端起了茶杯,慢慢啜饮了一小口。茶是茉莉花茶,一股清香随着茶从喉咙到心底。三毛已经感觉亲近了许多,仿佛她不是刚进门,而是已经坐了一会了。

  “洛宾先生,您一个人住,怎么不找个佣人或者护工?或者和孩子一起住?”

  “哦,我这个人呐,习惯了,不喜欢别人伺候。用个佣人,感觉别人好像是监视自己似的。孩子们都大了,各有自己的家。我每天的作息时间非常固定,正负不超过5分钟,早上6点起床,晚上10点一定要睡觉,我怕孩子们受不了。再说,我做什么事都喜欢是一个人,一个人散步,一个人骑自行车,我怕别人监视我。——真不好意思,这都是我多年的牢狱生活养成的习惯,难以更改。”

  说到这里,他们似乎已经很熟悉了。

  “您是怎么找到这里的呢?”王洛宾问。

  三毛笑着说:“您在台湾已经大名鼎鼎,还怕找不见您?香港的专栏作家夏婕在《台湾日报》上写了好几篇关于您的文章,在台湾影响很大。我都感动得哭了呢!我是从她那里得到您的地址,按照地图,就找到这里来了。”三毛笑盈盈的,很高兴的样子。王洛宾望着她,感觉三毛是这样真纯、自然,毫无矫揉造作。

  王洛宾也笑着说:“那您是按图索骥,找到这里了。”

  两人都笑了。

  三毛告诉王洛宾,自己这次在乌鲁木齐只停留几天,后面还有行程。她说希望采访洛宾先生,然后就掏出笔记本。

  王洛宾问:“三毛是您的笔名,请问您的真名是——”

  “我的真名叫陈懋平,后来叫陈平。”三毛说着又笑了。

  王洛宾真诚地说:“您在大陆名气可大了,有很多人崇拜您呢。我只读过您的《哭泣的骆驼》,以后一定要读读您的其他作品。”

  “怎么说也比不上您的歌曲动人,那都是从生活的富矿深处开采出来的。”三毛的话让王洛宾不好意思了,他不知道说什么好。

  然后三毛问了王洛宾很多问题,比如“五朵梅”、“卓玛”、“马步芳”、“吾甫尔江”,两次蹲监狱,怎么出狱、平反等等。一个下午很快就过去了。三毛要回延安路上的华侨宾馆,王洛宾连忙送她下楼,一直把她送出大院,到大马路上,三毛给他留了宾馆的电话,然后坐上了出租车。

  第二天,王洛宾给三毛打了电话,出于礼节,王洛宾和三毛约定来到宾馆回访三毛。

  三毛见王洛宾来,非常高兴。好像他们已经是心心相印的老朋友了。

  三毛又提出了那个问题:“洛宾先生,您一个人住,难道不寂寞吗?”

  王洛宾和蔼地说,“那同样,你一个人走南闯北,难道不寂寞吗?”

  三毛转动着漂亮的眼睛,笑着说,“我到处走,就是为了驱除寂寞呀。所到之处,接触不同的人和事,我就不寂寞了呀——”

  王洛宾说,“我心里想着事,那些苦难的事、幸福的事,想着我的音乐,忙着我的生活,我也不寂寞呀——”王洛宾学着三毛,把那个“呀——”字拖得很长。

  三毛笑了,王洛宾也笑了。

  临走时,三毛告诉王洛宾自己很快就回台湾。王洛宾已经走出宾馆大堂有二十多米,三毛突然大声喊:“记着给我写信啊!回去就写!我回到台湾就能收到了!”

  为了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和认知三毛的到访,我们来看王洛宾的大段日记——

  海峡来客 一九九0年四月十六日

  是谁在敲门

  声音那样轻

  像是怕惊动主人

  打开房门

  顿吃一惊

  原来是一位女牛仔

  模样真迷人——

  镶金边的腰带

  大方格的长裙

  头上裹着一块大花巾

  只露着

  滴溜溜的一双大眼睛

  用这只短歌,唱出海峡来客给我的第一印象。

  我们相对注视了一阵,客人开口:

  “洛宾先生吗?”

  “是,请进!”

  我把客人引入客厅,端水返回时,她正摘下礼帽,打开花巾,对着钢琴上的镜子一甩头,把弯卷的长发披满了肩头,简直是神话里的仙女动作。当时我心中编了一段歌词,作为《掀起你的盖头来》的第五段:

  掀起你的盖头来,

  美丽的头发披肩上

  像是天边的云姑娘

  抖落了绵密的忧伤

  (五月间,我把这首歌词寄到台北,她回信向我致谢,并夸赞我眼睛锐利,能把她生活中极小的动作,攫取来作了歌词。)

  当时精神集中在客人的鬓发上,竟忘了问人尊姓大名?还是客人自己作了介绍:“我是三毛,月前受明道文艺编辑部的委托,顺便为你带来了稿费。”

  相互认识后,谈得很投机,相互谈着对方的作品,她问我:“一个人住在这样空荡荡的房间,有没有寂寞感?”

  我未作声,用手指了指钢琴,我反问她:“你到处流浪,不寂寞吗?”

  她笑着说:“流浪本身即为了排除寂寞。”

  我又端详了一下她的打扮,打趣地说:“你是不是把乌鲁木齐想像成一个原始的牧场,街上来往的人都骑着马,年轻人的马鞍上都拴着套马绳?”

  她笑着低头不语。

  “那你为什么这身打扮?如果你的皮靴后跟上再钉上一对马刺,人们一定以为你是双手开枪的女牛仔呢!”

  说得她仰天大笑。

  我心里说:“真是一个热情、开朗、洒脱、无羁的女人!”

  她为我唱了自己的作品《橄榄树》,她的歌,她的声音以及感情都很美,我很快的想到:一个人唱自己的作品,容易唱得好,因为感情的表达,在创作过程中,已经下过很大的功夫。

  我也为她唱了一狱中的作品——《高高的白杨》,并介绍了歌中的故事:一个维吾尔青年在结婚前夜被捕入狱,美丽的未婚妻不久抑郁而死去,青年为了纪念死者蓄下了胡须。

  当我唱到“孤坟上铺满了丁香,我的胡须铺满了胸膛”这句歌词时,三毛哭了。唱罢,我向她表示谢意,因为她的眼泪,是对我作品的赞扬。

  我问她:“是不是因为荷西是大胡子,你才喜欢这首歌的?”

  她说不是,是听了这首歌之后,更喜爱大胡子!

  我们又从胡子谈到了荷西。

  我说:寻找对象,对方的名字,关系很大。你知道在维吾尔语发音中“荷西”是什么意思吗?你知道吗?维吾尔人在告别时,双方都互相说着“荷西”,这“荷西”是再见的意思,也许因此荷西提早离你而去。

  三毛郑重地盯着我说:“那么以后我找对象,一定要找个名叫‘携老’的啦!”

  她边笑边向我告别,约明晚去宾馆看她。这位作家的思维真够敏锐的!

  她边笑边向我告别,约明晚去宾馆看她。这位作家的思维真够敏锐的!

  回访 四月十七日

  第二天到宾馆,忘记了房间号。只好到总服务台去查问。宾馆小姐查遍了五楼客人的登记表,并没有三毛,叫我到五楼自己去找,并高兴地向我道谢,我不解地问她,为什么谢我,宾馆小姐说:

  “两天以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台湾旅行团中有三毛,是您给我们带来的好消息。您知道吗?我们这里一百多个姑娘,都是三毛的崇拜者,其中四楼的一个姑娘,还用三毛的作品治疗她周期性的抑郁症呢!”

  宾馆小姐的这番介绍,引起我极大的兴致,同时又很担心,三毛的真名泄露,会不会给她带来许多麻烦。

  在五楼,一位戴眼镜的小伙领我去敲门。

  门开了,三毛先向“眼镜”道了谢,然后引我走进房间,在沙发上坐定之后,三毛走向墙边打开了屋顶上的聚光灯,在灯光下站了一会儿,正像演员们在舞台上暂时的亮相。

  噢!完全不是昨天那位风尘仆仆的女牛仔,而是一位披着一头秀发的窈窕淑女,美丽迷人。是不是女人们装扮多变,使男子感到奇异,也是她们的一种享受。

  三毛提着长裙,轻微地摆动了两下,似乎等待我鉴赏,我却言不由衷地说了一句:

  “亲爱的作家,晚上好!”

  三毛给我倒了一杯茶,便坐在沙发前的地毯上,双臂搂着膝盖开始听我的故事。

  我讲的是囚犯曲《蚕豆谣》。

  三毛一直瞪着大眼睛听着,她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题材,不过应该从抒情的动人的音乐会开始,往前追述。她把我讲的,用她的设计整理了一下,时间、地点、人物、情节,都比我讲的清楚,她没有用笔记录,我很惊奇一个人竟有这样超人的记忆力。

  告别时,三毛问我对她的印象如何?我打趣地说:“第一个印象,是西部女牛仔,继而变为秀发女郎,最后的原形是真正的女作家!”

  她坚持要送我下楼,跨上电梯,果然我给她带来了麻烦——电梯的一角,堆了一大堆三毛的作品,等待签名。

  临别,三毛告诉我,明天将随旅行团经四川返回台北,秋天一定再来。

  给我写信啊!——

  回去就写!——

  我回到台湾就能收到了!——

  望着三毛那充满青春活力的身影,听着他那孩子一样真纯的声音,王洛宾心里感到一阵激动,仿佛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这样善良、多情又聪慧、爽直的女子在当今世界里不多,在王洛宾的生活里更是可遇而不可求。

  不知道王洛宾是不是及时给三毛去了信,所以不知道三毛是不是一回到台北就收到了王洛宾的信。我只知道三毛在4月27日一回到台北,就给王洛宾写了亲密无间、真挚多情的信。

  原信是这样的:

  公元1990年4月27日

  我亲爱的朋友,洛宾:

  万里迢迢,为了去认识你,这份情,不是偶然,是天命。没法抗拒的。

  我不要称呼你老师,我们是一种没有年龄的人,一般世俗的观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尊敬与爱,并不在一个称呼上,我也不认为你的心已经老了。

  回来早了三天,见过了你,以后的路,在成都,走得相当无所谓,后来,不想再走下去,就回来了。

  闭上眼睛,全是你的影子。没有办法。

  照片上,看我们的眼睛,看我们不约而同的帽子,看我们的手。还有现在,我家中蒙着纱巾的灯,跟你,都是一样的。

  你无法要求我不爱你,在这一点上,我是自由的。

  上海我不去了,给我来信。九月再去看你。

  寄上照片四大张一小张。还有很多,每次信中都寄,怕一次寄去要失落。想你。新加坡之行再说,我担心自己跑去李豪不好安排。秋天一定见面。

  三毛

  三毛的来信一定让王洛宾的心头泛起了涟漪,但是王洛宾是什么心情,有什么感情的波澜,最后是怎样拿定主意的?他没有说,我也不好妄自揣度。

  三毛回到台湾后,在报纸上发表了《中国“西北民歌之父”一鞭钟情》的文章,还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了《在那遥远的地方找到原作者》,向读者详细介绍王洛宾在青海的故事。

  三毛这个时期和王洛宾通信频密。她在信中甚至说,下次来乌鲁木齐不住宾馆了,就住王洛宾的居所,她要走进王洛宾的生活。

  王洛宾在一封回信中不无黯淡而遗憾的情感,他说萧伯纳有一把破旧的阳伞,已经失去了阳伞的功能,但他每次出门仍然提着它把它当拐杖用。王洛宾有些自嘲地说,我就是萧伯纳手中的那把破旧的阳伞。可以看出,王洛宾知道自己老了,大有因时代的错讹而与三毛“相见恨晚”的意思。在笔者与王洛宾接触中感到,王洛宾一方面觉得自己老了,爱情的美好游戏已经不属于自己年近80岁这个年龄了,另一方面,他觉得对妻子黄玉兰有深深的歉疚。她给自己生了三个儿子,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还搭上了年轻的性命。为了报答她的“恩情”,自己在将近80高龄的时候,是不应该再玩爱情的游戏了。

  而三毛不是这样想,她在给王洛宾的回信中嗔怪:“你好残忍,让我失去了生活的拐杖!”

  王洛宾的朋友、新疆作家李桦写了一本书稿,《西部歌王——王洛宾大写真》,他将书稿寄给三毛,三毛看完后给李桦回信。因为这封信讲到了她和王洛宾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封信看当时三毛对王洛宾的感情和态度。这封信的全文是——

  李桦先生:(来信才走了七天,好快。)

  刚刚收到您寄来的大作,是中午十二点半。

  现在是夜里七点多,我一直在发愣。

  王洛宾的半生,终于在您的文章中看出了端倪。我很受震动,不太能写什么,看了胃在痛。

  我对于王大师,只是匆匆一见,回来没有材料可写,就没有动笔。看了您的这一篇可以说是传记式的大作,无论在文笔和心情的描述上来说,都是我达不到的水平。尤其是写洛宾崩溃,骑脚踏车出走的那段,我看得也快要崩溃了。写得真好。令我看了一直胃痛。

  您的文中有记录,有交代,有心情刻画,更有洛宾的灵魂存在里面。我们搞创作的人,在想象空间上是很广大的,您的文笔如何转折,我都可以把心飞进去跟着变,这一来就落得胃痛的一天(今晚我要再看一遍)。我没有胃病,是神经质的紧张。

  在国内,知道洛宾的人很多,但台湾仍是不多,他的几首歌人人能唱,而不知作曲作词者是谁。凌峰是个介绍人,但台湾日新月异地在改变,非常快速,也非常没有文化。我想您的这篇东西,或可给台湾哪一家杂志社刊出部分,不知您同意吗?洛宾又同意吗?

  我称王大师的名字,实在是因为不觉得他比我大多少,年纪只是一种水平(在精神上),水平够了,就当朋友,不分长幼。

  在国内我是以散文见称的,事实上在台湾,我也是作词行业中的一员。台湾第一个大型轻歌剧(交响乐协奏)《棋王》的全部,是我作词与美国百老汇舞台大导演Waln合作出来的。但我以校园民歌《橄榄树》而成名。1986年此地新闻局最佳歌词大奖是由我所得。因此,对于洛宾,我是非常可以了解他,起码在词曲方面,他是老前辈。我们可以通。

  谢谢您为我千山万水寄来了这篇文章。9月1日左右我大约已在新疆。但昨日我曾打电话赴广州一旅行社,他们说七月份已不许台湾证件的人进入。我有些心慌,怕不给我去。这信请您千万拿去给洛宾看看。我到了北京再想办法,目前可不可去在于政策,不是我方问题。希望我们在9月份见面。谢谢您。

  祝

  安好

  三毛

  敬上

  三毛之于王洛宾,有感动,有同情,有爱慕,有崇敬,有与他接触后的思想情感一致而产生的爱恋。“我们是一种没有年龄的人,一般世俗的观念,拘束不了你也拘束不了我。……我也不认为你的心已经老了。”“你无法要求我不爱你”。这些话,都确切无误地表明,三毛已经爱上了王洛宾。而年近80岁的王洛宾,已不敢和无力承受这份爱,但他又喜欢和不舍这份爱,因为他也爱三毛,正如当年他也爱萨耶卓玛。

第28节:剪不断,理还乱

  在那遥远的地方,在乌鲁木齐,有一个王洛宾,有一个家。我要去,我要在秋天,果子成熟的季节,黄叶纷纷的季节,赶在下雪之前,飞到那里!飞到洛宾的身边!——为此,三毛准备了一大包长期居住会用的衣衫。

  8月,三毛在北京为电影《滚滚红尘》补写旁白解说词。然后,1990年8月23日傍晚,三毛乘飞机从北京来到乌鲁木齐。她想的是“回家”,我不要旅行社安排,我悄悄地来,没人打扰,只有洛宾,只有他一人来接我,我只和他在一起,不须任何人知道!有他就够了,我的世界就充分满足了!

  当三毛拖着沉重的大皮箱准备下飞机时,突然一群扛着电视摄像机和各种摄影器材的男男女女涌上飞机。还没等三毛回过神来,照相机的闪光灯已经咔嚓咔嚓地明灭闪耀。

  三毛连忙转过身去,她的心头满是疑惑、不安和恼怒。

  “平平——”等她听到那个声音,再转过头来,她看见王洛宾一身西服,漂亮的领带,神采焕发。王洛宾递上一束鲜花,闪光灯爆发地闪烁不停。

  “我抗议!——”三毛大声地说。她不知道这时该怎么对王洛宾,该怎么说,该怎么做。

  王洛宾看三毛脸色不对,连忙对她作解释,但三毛还是懵懂的眼神感觉不理解。

  他们在机舱里停留了很久。

  原来,新疆的电视工作者正在为王洛宾拍一部电视纪录片。从王洛宾这里知道三毛要来,当然不会放过这难得的情节和镜头。编导人员精心地策划和准备了这场“戏”,而王洛宾觉得这也真实地记录了生活的内容,对三毛和自己都没有什么不好,甚至表现出对三毛的热烈欢迎呢!寂寞太久的老人,两个时空的文化,他此刻无从理解三毛热烈之后归于平淡的内心需求和细腻感受。

  王洛宾给三毛解释,给三毛道歉,他总算得到了三毛的谅解。两个人手拉手慢慢地往外走。三毛勉强地笑着,但心里仍然很不是滋味。来乌鲁木齐,本来是想过隐秘的生活,就两个人的事,不想让任何人打扰。这下可好,还没踏上乌鲁木齐的土地,就已经纷纷攘攘了。洛宾讲了,他是拍片,也不好扫他的兴,只好就这么着任他们安排吧。

  三毛怀抱着鲜花,在洛宾的陪同下,出现在舷梯口。然后招手,然后相视含笑,然后两人手挽手走下来,然后接受孩子们的献花,亲吻孩子。然后像是国王和王后,乘上小轿车,缓缓而去。

  终于到家了。这里有洛宾为三毛安排的床铺,有书桌,有台灯。在这三房一厅的寓所里,安排一个房间并不是难事。王洛宾还专门为三毛买了新的小席梦思床,新的被褥。

  三毛洗浴了,进了自己的房间。

  “洛宾,你过来。”

  王洛宾走进一看,三毛穿着一身漂亮的藏袍。这是那个萨耶卓玛吗?王洛宾的思维在巨大的时空间跳荡。是的,这是三毛专门为这次行程在尼泊尔购买的。三毛要用那遥远地方的草原气息来感染王洛宾,要抚平他心灵的创伤,要振奋他那多情的诗性和浪漫的乐音,要开创跨越时代、跨越年龄鸿沟的二人生活世界和艺术世界!王洛宾的心灵需要抚慰,三毛的心灵何尝不需要抚慰?她也感觉人生旅途中心灵的疲惫,感觉世俗的华艳背后是贫弱和荒凉,感觉人类高尚情感曲高和寡而又需要相互理解和慰藉的“知音”难遇。

  王洛宾欣赏着三毛,但王洛宾的心里已经败退了。

  这是勇敢的败退,善良的败退。为自己好,也为三毛好!这美好的感情我享用不起,太珍贵了,太伟大了,太华丽了!而我,已是老朽,我不属于今天,我已跨入明天。而你,有更美好的今天和更美好的明天!假使,假使退回三十年,不!哪怕是退回二十年,我也可以勇敢地跨向前。

  王洛宾仿佛感到自己眼里是润润的,他不敢多停留。“已经不早了,你早点休息吧。”王洛宾挥挥手,退出来,把门带上。

  这一晚,王洛宾没睡着。他哭了,他捂着被子默默地流泪,不敢让哭声传出来。他想着自己悲剧的、传奇的、又有着喜剧色彩的一生。老天爷呀!你竟是这样安排我的命运!我是幸福呢?还是不幸福呢?我是该知足呢?还是不该知足呢?想起一些人,年轻轻地失去了生命,甚至被枪毙!那么自己坐了18年牢,又算什么?我这把伞现在还在,还能当拐杖用!可是,想起自己一直当鳏夫,一个情种,却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过着无性的禁欲的生活,当“黄昏恋”扑向自己的时候,都无力承受,不敢接受。老天爷呀!请不要这样考验我!

  这一晚,三毛也觉得不是滋味。起先想象着二人世界的生动和美好,一切都自然而有味。洛宾悄悄地来,我们二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在一起,整个世界就是我们二人的世界。那房间,就是我们的蒙古包,那乌鲁木齐,就是我们的牧场。我们一起骑单车去买菜,我们一起踩着嘎吱嘎吱的雪去散步,他作曲,我写作,我们互相欣赏,互相提意见,是相互的第一读者。也许他的歌里会有我,而我的作品中也有他。可是,今晚的下飞机,感觉就不对。还有刚才,我穿着藏袍,我会不会是太自作多情?……三毛太累了,她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王洛宾拿出昨天买来的面包、牛奶,还特意煎了荷包蛋。两人正在用早餐,就有人来敲门,是编导叫王洛宾去拍戏。王洛宾不好意思地对三毛解释,三毛怎么办呢?只好让他去。王洛宾穿上夹克,拿上礼帽,又对三毛说没办法,他们要赶时间,我只好去。三毛还能说什么呢?

  这天王洛宾很晚才回来,人已经很疲惫,他忙着收拾晚餐。三毛刚来乍到,不知道什么东西放在哪里,不知道该怎么做。二人匆匆吃了饭,说了会儿话,王洛宾就很疲劳了。三毛看出来了,并且已经知道他10点一定要睡,就早早地休息了。

  第三天,编导带着几个人来了,说是今天拍室内戏。什么室内戏?编导说,这是很好的“一幕戏”,一定出彩!是这样——身着睡衣的三毛蹑手蹑脚把一封信放在洛宾睡房的门下,上面还压着一盘台湾出的歌带。洛宾睡眼惺忪地揉着眼睛打开了门,看到了歌带和信,弯腰拿起,看了,然后捂在胸前。

  王洛宾对编导说,这是不是有点太矫揉造作?编导说,这是我的灵感设计,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很有艺术效果。王洛宾不好意思地望了望三毛,而三毛其实也在看王洛宾怎么办!王洛宾好像是无奈的样子,服从了导演,三毛自然不好拂逆,忍耐着配合“做戏”。戏演完了,王洛宾和三毛心里都不是滋味。

  第四天,三毛病倒了,有些发烧。她卧床不起。倒不是病得很重,而是实在感到乖谬!事情怎么会是这样?被人摆弄,心有委屈,似乎和王洛宾也有隔膜,如鲠在喉,却又说不出,不知该怎么说。

  王洛宾来问,要上医院吗?三毛说不。王洛宾拿来退烧药和水,三毛说等会儿再服用。这时门外又有人按喇叭,是汽车来接王洛宾去拍外景。王洛宾很无奈,不知该怎么好。三毛说,“你去吧,拍电视那么重要,你还是去吧!”于是王洛宾就赶紧穿上夹克,拿上礼帽,朝三毛点点头,出去了。

  三毛的内心极度痛苦。“难道拍电视就那么重要?难道电视对于他比我更重要?”进而她心中产生了一种怨怼,“你干嘛要让这么多人来干预我们的生活?我就这样傻,这样不值钱,让这些拍电视的人利用?难道我想错了?你不是我想象中的王洛宾?难道你我的生活重量远不及为你拍的电视片?!”发烧的身体和激愤的情绪折磨着三毛,让三毛心中不断涌起一股股无名怒火。

  三毛想的大部分是错的,但也不是全错。王洛宾作为老一代知识分子,对人谦和宽容,他看到别人拍片也辛苦,而且是为了宣传自己,所以就不好意思拂他人的面子。他觉得编导是领导,自己作为演员,要服从编导。另一方面,王洛宾有点小私心。他觉得电视片宣传自己,留下影视资料,这对自己的艺术和自己的人生都是大事。这倒不是说把两件事放在一起来比较,拍电视比三毛更重要,而是说两件事都重要,要尽量两全其美。三毛来这里要住的时间长,一切都可以慢慢说,并且“好朋友”是可以互相体谅的,“做夫妻”那是不可能的事了。而拍电视,就赶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这么几天,主动权不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所以就将就一下。并且,自己是得到了三毛的同意的,应该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王洛宾想错了!三毛是特别敏感的人,是特别重感情的人,是对精神生活有高度追求和要求的人。

  三毛自己下厨做了菜,做了饭。王洛宾回来了。盛饭了,王洛宾像往常一样,用小碗盛了七分满,放在三毛的面前。正要开始吃,三毛的火气爆发了!

  “你要饿死我呀!”

  王洛宾不解地望着面色苍白的三毛。

  “你给我盛的那么少,你要饿死我呀?”三毛瞪大了眼睛。突然三毛喊道,“我要杀了你!”

  王洛宾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惊呆了,他默默地望着三毛。

  静止了片刻,突然三毛转身冲向旁边的房间,给旅行社拨电话,找旅馆,订房间,然后把衣裳胡乱地塞入皮箱,拉开门朝外走。

  王洛宾拦都拦不住。

  就在这天晚上,三毛经旅行社安排,飞往喀什。

  两天以后,回到乌鲁木齐,三毛又恢复了平静。

  三毛笑着对王洛宾说,“我这个人有点怪。”王洛宾也觉得三毛有点怪,但王洛宾知道这几天自己实在太忙,没能好好地陪三毛。

  从喀什回来,三毛没有住在王洛宾的居室,而是住在宾馆。当王洛宾寻到宾馆来探望时,三毛情不自禁地扑上去,她抱住王洛宾大哭。这哭声,也许有自责,有埋怨,有委屈,有理解,甚至有释怀和解脱。也许三毛已经知道这一场美好的梦已经醒了,她和王洛宾终究是不同的经历,不同的人生道路。人生道路上的偶然交集,只能是朋友,而不可能是长长久久一起走来、步履协调的伴侣。

  三毛是哭某种遗憾吗?是哭人生的舛误和乖谬吗?是哭王洛宾的悲哀经历和遭遇吗?是哭三毛自己的多情和迷茫吗?是让泪水洗清心头的委屈和复杂难言的情感吗?还是用哭来结束这一段悱恻感伤的恋情?——无人知道。

  总之,仿佛是雨过天晴,三毛和王洛宾回到了朋友的友谊关系。

  在这之前,他们一起去了王洛宾儿子王海成家,三毛特别喜欢海成的儿子,亲了又亲。在去王海成家的路上,不断有人问,这个身穿红色鲜艳衣裳,牛仔裤,脚蹬白色旅游鞋的人是谁?王洛宾耐心和善意并且不无幸福感地向人介绍。这种完全不同于台湾的人际交往关系,三毛很不习惯,她只是对王海成说,你爸太善良了,给那些不相干的人说什么?而那些人怎么那么爱打听别人的事?

  事情就是这样,如此乖谬,如此纠结。王洛宾和三毛都很难解释,也很难说服自己,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让他们如此不顺,如此舛驳,走近了,却又不能走到一起。他俩都想到了那句歌词“我的生活和愿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条水。”

  后来回到了台湾,有朋友问三毛此行如何?三毛开朗地笑着说,“做了回电视演员。”朋友感到诧异,继续问报酬怎样?三毛还是笑着回答,“为朋友义演,分毫不取。”

第29节:三毛走了。

  三毛拖着沉重的大皮箱来,又拖着沉重的大皮箱走。她本来打算要住很长时间的,没想到只仅仅住了9天。三毛曾给台湾的朋友说过,她这次出去要多些时日,她没有直接回台湾,而是在外面云游,她飞成都,去西藏,过三峡,还去了上海和杭州,又到了香港,直到11月底才返台北。不知道三毛这两个月的行程该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三毛走了,王洛宾的心情也极为复杂,有深深的歉疚和不安,有思前想后的无奈和黯然,也有一种势所必然的无可奈何和坦然。三毛的个性如此,我和她的差距很大,她的离开是迟早的事。

  王洛宾把三毛遗落的发卡收藏起来。他写下了《幸福的D弦》这首歌——

  我常拨弄着琴弦独自漫步海滩上

  琴声那样忧郁弹奏着无尽惆怅

  今天我抱起吉他琴声却这样明朗

  像一只自由的海鸥追逐着海波浪

  虽然Sanmoor不在身旁琴声却是这样明朗

  因为她那发卡插在D弦上

  啊我幸福的琴弦奏起幸福的交响

  她那粉红的发针曾经插在鬓发上

  王洛宾给三毛写信,他以为她已经回到了台北。未见回信。王洛宾到新加坡去,又从那里往台北写信。未见回信。直到12月中,王洛宾才收到三毛的最后一封回信。

  洛宾:

  谢谢你记得我。

  想你已经回到了新疆。

  我是十一月十六日方才回到台湾。由香港回来的。

  家中有你的信在等我。

  星加坡的来信也收到了。

  明年1991年,我因西班牙身份证早已过期,护照也将在近期内满期了,

  所以被迫要回到欧洲去办手续。大约是二月就飞去了,预备住半年或一年,以后回不回台尚不知道。

  我在十一月十四日,在香港与英国老友O’sheal先生订婚。没有发新闻,没有通知任何人,只两个人悄悄出去吃了一顿晚饭。回台禀报父母而已。

  STUJE 比我长一些,是大学时在德国一同进修时的同班同学。

  想来新疆已经很寒冷了,但去过之后知道在室内不冷,比较放心。

  海成一家,以及萍萍(您的孙女)和她母亲,请一定问候。

  海成有几张照片,在我这里,如果给我海成地址,我可寄去给淘淘。非常感谢海成对我的招待。

  洛宾,我走了,祝福我未来的日子平静,快乐。谢谢。

  未来我将住 scatland。回台只是看望父母而已了。

  谢谢你。也祝福你。

  杨老师请代我问候。李桦先生一同。

  平平上

  1990年12月11日,台北市。

  在这封几乎是一句一段的信里,你似乎能感受到三毛情感挣扎之后的平静。在淡定之中,你似乎能看到那心灵的伤痛平复之后的惨淡的笑靥。她镇定地把王洛宾当朋友,对他说自己的生活和打算,真诚地祝福他,只是言词间你又分明能感受到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伤感和无奈,这种情感叫悲凉。而这封信,距离三毛结束生命不到一个月。

  三毛的生命之船,在疲惫的人生旅途中寻求心灵的港湾,但在王洛宾这里难以停泊,她又起程辗转,最后,孤舟无依,她实在走不动了,太累了,心灵太荒寒了。她走了!她主动地放弃了困顿不堪的生命,永远地走了。

  三毛信中所说的与一个英国人订婚,实在是一个并不高明的谎言,他不过是要王洛宾忘记她,而且不想让人把她在王洛宾这里看做是自己生命的最后一站。“洛宾,我走了,祝福我未来的日子平静,快乐。”这会不会是某种暗示?谁也说不清。

  1991年1月5日凌晨,王洛宾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一噩耗,他简直不敢相信,然而他又不能不接受这个事实。王洛宾痛悔万分。痛的是,三毛,竟这样走了,离开了这个世界!悔的是,如果三毛留在乌鲁木齐,就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人总是这样,当无可挽救时,才知道后悔!

  王洛宾一个人蜷曲在卧室里,他喝了不少酒。他想麻痹自己,他不愿在这残酷的现实中清醒,他想把自己包裹在迷幻的梦中。

  三毛的照片,就摆在桌子上,还在对自己笑。三毛的发卡,那只粉红色的发卡就握在自己的手中,是她有意留下的,还是无意遗落的?它为什么是夹在吉他的D弦上?不知过了多少时候,王洛宾才清醒过来,脸上腮上满是泪水。清醒了的他不能不面对现实,他买来黑纱,围着三毛的照片,这照片竟成了三毛的遗照。他倒了两杯酒,一杯算是给三毛,一杯算是给自己。他感到胸中有一股情感要表达,不表达就难以平复和化解那“块垒”。他拨动了吉他,写下《等待》这首歌,歌曲的全名是《等待——寄给死者的恋歌》——

  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

  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

  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

  切莫对我责怪

  为把遗憾赎回来

  我也去等待

  每当月圆时

  对着那橄榄树独自膜拜

  你永远不再来

  我永远在等待

  等待等待

  等待等待

  越等待,我心中越爱!

  王洛宾的情感是真实的。他满是遗憾,满是忏悔,满是怀念和感伤!唉,失去了才知道最珍贵,才知道永不再来!王洛宾把三毛的最后一封信贴在一张杂志封面上,然后贴在墙上。那上面还用笔反复描粗,重重地写着:

  忏悔吧!忏悔安慰不了他人在天之灵!实际上忏悔是在责备自己。

  洛宾

  一九九一年元月六日

第30节:王洛宾的艺术经验

  三毛死了,这对王洛宾打击很大,他觉得自己一下老了,真的老了。

  以前他爱骑自行车,在乌鲁木齐的大街上你如果认识他,经常可以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到处转。现在,他感觉自己骑不动了,很容易摔跤。孙子陶陶不让他骑原来的“鸵鸟”牌男式车,把自己的24型“飞达”牌女式车给爷爷骑,可王洛宾还是明显感到气力不够了。

  以前王洛宾很爱喝酒,要喝就要喝50度以上的烈性白酒,这样才能“酒酣胸胆尚开张”。在乌鲁木齐的熟人中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骆驼见柳,洛宾见酒”。现在,他戒酒了。为了能继续唱下去。

  他觉得时间不够用了。他要到各地去演讲,去演出,去推广那些心爱的民歌!去新加坡,去美国,去大学演讲,去音乐会演出。好在三个儿子都已成家立业,老大去国外定居了,老二和老三在乌鲁木齐,对自己也是个照应,但一个人生活惯了,他不和孩子们住一起,怕互相打扰。

  他要写传记。然而写着写着写不下去了。他觉得很多事自己不好写,不好说。你毕竟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很多话别人说别人写可以,你自己说自己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比如,你怎么写马步芳?再比如,别人给你送匾额称你是“军中骄子”,你不接受吗?可你骄什么骄?骄到坐15年大牢?王洛宾几次开写,几次都撕碎了不成片段的稿纸。

  王洛宾定了一个“500年计划”,就是要总结自己的艺术经验,重新审定由自己写作而在传唱中又不时变形的歌曲,让这些来自民间的瑰宝能够被人们传唱500年!

  王洛宾的艺术经验,这仿佛是一篇学术论文的题目。而我,在这里不是总结王洛宾的艺术经验,也不是写论文,我只是想通过我对他的了解和认识,通过听他的艺术讲座,从我一个人的角度,从我极其有限的认知,来谈谈王洛宾的艺术经验。

  王洛宾说,歌曲是要人民群众喜爱,群众爱唱你的歌,这才是真正的版权,它是在人民群众心中的,谁也夺不去。这话从版权的角度看有点天真,但确实是王洛宾的心里话。什么是人民群众爱唱的呢?你的歌写的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写的是他们的情感,他们认同和喜爱,才会唱。

  人民群众的情感是丰富的,不是只有歌颂或喜悦,他们有痛苦,有渴望,有甘甜,有愤怒,有快乐。你的情感的节奏应该和他们一致,而不是和他们对立,反着来。当人民在受苦,而你在幸福,在享受,那你是什么人?所以你要和人民站在一起,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你本身就应该是人民中的一分子。我的歌曲中有孤独,有愁怅,有坟墓,有忧虑,有牢房,有眼泪,有不幸,当然也有爱情的甜蜜,有对自由生活的向往,有难得的快乐和幸福。现在的歌曲很少写“痛苦”了,有些人理解唱歌就是唱“幸福”,这是对歌唱、对生活的严重误解。你唱出了人民的感情,你就和时代同步了,就用歌曲真实地记录时代了。王洛宾说,我的歌曲,无论是奋斗的、痛苦的,还是欢快的,我认为是真实地记述了时代的生活,那个时代丰富多彩的生活。当然我更看重那些在艰难年代顽强追求自由和幸福包括追求爱情的歌曲。

  王洛宾说,歌曲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歌,主要是歌词;二是曲,就是乐曲。二者合起来才叫歌曲。如果仅仅是乐曲和声音,女声比不过小提琴,男声比不过小号,但我们的歌声有小提琴和小号所无法比得上的,就是歌声中有歌词,能够真实准确地表达歌唱者的思想和感情。曲子要写的优美,好听,人爱唱。歌词更要写的既通俗易懂,又要有韵味,有诗意,能给人带来美好的感受和联想。好的歌词应该是充满诗意的,要有意境,有韵味,或者有风骨,有谐趣,风格不同,味道也不同。

  王洛宾说,歌曲来自生活,但生活中老百姓的哼唱虽然是真情表达,可往往并不完整,不连贯,不准确,有的甚至不合艺术规律。歌曲作者深入生活实际,“披沙拣金,往往见宝”,但需要你再创作,保留它的精华,发展和完善它,让它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品,把它成型,把它定型。我把这个过程叫做“把果酿成酒”。这里,搜集、整理、再创作的过程是一个艺术创造的过程,成功的作品,其作者总是付出了很多劳动的,也是功不可没的。你没有能力,可能搞不好,甚至会糟蹋了原材料。

  王洛宾说,在歌词创作方面,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有许许多多的艺术经验可供我们学习和借鉴。比如《诗经》里面的反复咏叹,一唱三叹,比如赋比兴的写作方法,比如顶针格鱼咬尾,光“啊”字既可放在开头,又可放在句尾,效果是不一样的。比喻要新奇,又要自然,这就需要很好地向老百姓学习,还要熟读《诗经》和“唐诗宋词”等等。也许你没有搬用,但是你要知道,要学习它的方法。说到词与曲的配合,我们汉语的“四声”很重要!要唱着顺口,听着顺耳,不要词曲对立地上下冲突,让人听不明白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还诘屈聱牙让人难受。现在的青年作曲者可能没注意这个问题,汉语的“四声”和歌词和曲子都有很大的关系,“四声”本身就是声,就和乐音有直接的联系。青年作者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王洛宾说,艺术做不得假,作假的“艺术”没有生命力。有些歌曲只是一阵风刮过,再也没人唱了,主要原因就在这里,那是“时令”歌曲,现在有人把这种歌叫“口水歌”。艺术要表达真情实感,而这真情实感还要艺术化,符合艺术规律。你为人民写歌,歌唱人民的生活,老百姓就喜欢。我希望我的歌能唱500年。王洛宾的内心很自信,我的歌和那些一时走红的歌不一样;我这个人,更和依靠权位生存的人不同!我的艺术生命,应该和他们不一样!

  王洛宾说,音乐家是从事音乐工作做出了优秀成绩的人。音乐,是他的一份职业,而他要想达到优秀,和任何职业一样,他必须先把那一撇一捺的“人”字写端正,写好了。这和做任何工作没有区别,无论你是当农民,当工人,当教授,还是做领导人,你都必须先把这个“人”字写好了,你才可能成为优秀的农民,优秀的工人、教授,优秀的领导人。你的职业只是你要走的路,你通过这条路去经历人生,接近真理。而在20世纪的中国,在这个艰难的时代,要走好自己的路,做一个端正的人,真不容易。做一个端正的人活下来都不容易,还要做出成绩,它真是考验人,磨练人呐。

  ——我觉得,我渐渐接近王洛宾的心灵世界了,理解他了,他是行吟诗人,走自己的路,用他的歌曲记录了那个时代人民的生活,各种生活和各种风景,他是艰难时代的传歌者!传的是人民之歌,歌唱的是人民的生活,那个艰难时代的老百姓的充满生命力的生活!当然也包括他的人生历练和达至的境界。

第31节:王洛宾的最后岁月

  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王洛宾一生的苦难历练,迎来了他晚年的辉煌岁月。人们像发现了文物宝贝一样发现了王洛宾,上至中央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对他的人生经历给予同情甚至歉疚,对他的艺术创造给予肯定甚至赞美。人们对他的现实生活和行为给予宽容和理解,像他和马继援的交往,那在“阶级斗争”的年代是万万不许可的,甚至会被打成反革命行为而惨遭迫害,再次把你打入地狱。这不能不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确有很大的进步,在人们的观念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王洛宾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幸福,更加努力地工作,他从来没有那种退休了就尽享其成安享晚年的想法。他1988年就退休了,享受副师级待遇,但他一直把自己定位在一个搞艺术的文化人,从来就没有过当官的感觉。他抓紧时间创作和演出,他把演出看作是享受生命的辉煌,是释放内心幸福感和胜利感的方式,也是让他的艺术尽力地张扬和传播,把那些美丽的歌传得越远越好。

  既然是晚年迎来了生命的辉煌,那就要实现“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浓艳!

  他很忙,忙得很开心。他最开心的是扮演“新娘”,在无数次音乐会的开头或结尾,他都不知疲惫、不厌其烦地演出《掀起你的盖头来》中的“新娘”。这是一个白胡子、身形矍铄、面目刚毅的“新娘”,王洛宾打趣地自嘲说,“我是个永远嫁不出去的新娘”,但他很享受“新娘”这个角色。

  他在哪里演出,都备受赞誉。有人抱着孩子来亲吻,自己再亲吻,王洛宾脸上留下鲜红的唇吻。乘坐出租车,司机认识他,不收他的钱,还在告别时祝福“在那遥远的地方——祝你一路顺风!”饭馆里吃饭,上来并没有点的菜式,原来是餐馆经营者真心诚意敬送的。每次演唱会,看到王洛宾,都有不少观众激动地落泪。王洛宾被这些真情深深地打动。“人民是理解我的!”王洛宾说。在台湾的一次演唱会上,《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竟然被以不同的方式唱了四次!有混声合唱,有独唱,有流行唱法,有古典唱法。人们只感觉各种艺术形式的美妙,感觉歌曲的动人,而没有丝毫的厌倦。“人民是理解我的歌的!”在台湾中南部的一次演讲,因为时间冲突,当地教育部门甚至专门下发通知,音乐教师可以请公假去听王洛宾的演讲。1994年12月28日晚在深圳体育馆演出,主办方突然在节目间歇时告诉大家,今天是王洛宾先生的生日。全场的观众主动地起立,大家拍着手共同唱起了《祝你生日快乐》。王洛宾感动地落泪,“人民是理解我的!”

  王洛宾到美国纽约、芝加哥、洛杉矶等地演讲、演出,在联合国举办专场音乐会,受到很高的评价。中国的国务院在1991年7月,还专门给他颁发了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证书,每个月的特殊津贴是100元。当然对王洛宾来说,这100元不算什么,重要的是荣誉,是政府对他所做贡献的肯定。远在边陲的达坂城镇人民政府,还授予并委任王洛宾为新疆达坂城镇荣誉镇长。

  王洛宾真是极享尊荣和厚爱。

  热闹和兴奋之后,王洛宾常常感觉到内心依然是孤独的,悲凉的。他担心他心灵最深处,最柔软、最沉静的地方,依然可能不被人所知。那些宴请算什么?那些匾额算什么?那些肉麻的吹捧和逢迎算什么?他们只不过是给我化妆,给我照相,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他们依然可以拿着相机把我往左里照,或者往右里照,而我坐着并没有动。

  王洛宾有个愿望,在1994年,在自己从艺60周年的时候,在北京能举办一场纪念音乐会。这个愿望实现了,不过是推到了第二年,因为王洛宾做了胆囊手术。1995年6月30日“在那遥远的地方”大型文艺晚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隆重举行,不少著名的艺术家登台演唱了王洛宾的代表作品,王洛宾也亲自出马,载歌载舞演唱了《在银色的月光下》和《蓝马车》。他的风采赢得了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不会想到,舞台上的这位老人已经82岁,他才做完手术出院不久。

  在王洛宾生命的最后两年里,光是音乐会他就开了70多场。王洛宾到处演讲、演出,他认为自己身体还不错,岂不知癌细胞已经侵入了他年老的肌体。

  1995年11月,王洛宾又去新加坡演出。他打算这次回来后就不再外出了,静下心来,写回忆录。

  1996年1月初,他从新加坡回来,先到了北京,准备接受北京电视台和中央电视台的邀请,参加春节文艺晚会,还给《外国人唱中国歌》节目做评委。

  他感觉身体不对劲,很难受,甚至难以支撑。1月8日,他从北京飞回乌鲁木齐。回到家里就胃痛,后来又上吐下泻,住了几天,吃了药,可还不见好。他住进了新疆军区总医院。

  儿子王海成一家赶到医院,朋友们听说了也去医院探望。王洛宾笑着说,“可能是受了风凉,朋友接风喝酒喝多了点,没事。不几天就会好的,我要活100岁的!”

  医生给他按肠胃病治,病情刚一好转,王洛宾就急着要出院,因为到北京的机票早已预定好,要赶去给《外国人唱中国歌》做评委。导演已经讲了,要他和外国人同台唱歌。

  正准备出院,病情又加剧了。

  王海成和妻子闻讯又急忙赶到医院,王洛宾说,“没事,可能是我吃包子吃多了。”

  CT的检查结果出来了。王洛宾身体中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胰腺,连肺里面都有,肺里还有很多气泡。情况很明白,连做胃镜检查都没有必要了。

  1月21日,医院正式确诊王洛宾患胆囊腺癌,已经是癌症晚期。

  三个儿子都来了,老大是专门从澳洲赶来的。他们轮流照顾老父亲,这也是他们和老父亲呆在一起最集中、最长的时间。王洛宾看着他们都成家立业了,都成了壮年汉子,很欣慰;但也遗憾,没有能让他们接受高等教育。孩子们说,这怎么能怪父亲?我们都大了,我们决心让下一代接受高等教育。

  2月21日,北京有人转来一盘《往事歌谣》纪录片录像带,上面还特意写着“《往事歌谣》——洛宾先生留念”。这是一部拍摄王洛宾的纪录片,是剧组专门赠送给被拍摄者的。王海成找来录像机、电视机,在病房里把电视机放在推药品的小车上,放给父亲看。王洛宾看着看着落泪了。

  这部《往事歌谣》纪录片被荷兰国家电影博物档案馆收藏,而这个档案馆是全世界收藏纪录片最丰富最著名的地方。这部纪录片是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收藏的第一部中国纪录片,也是馆藏目录中收藏的第45部中国电影。《往事歌谣》还获得了第1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纪录片奖”。

  王洛宾在病床上写下了《歌唱万年青》这首歌。这是他住院的第二天,他收到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公园市“万年青合唱团”寄来的新年贺卡,贺卡上有全体105人的签名。王洛宾想起和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想起一起唱《在那遥远的地方》和《亲爱的白兰地》。他对来探望的朋友说,该给这个老年合唱团写些什么呢?他们应该唱和平。世界和平是全人类的愿望,老年人更是如此。于是他创作了《歌唱万年青》,还在歌名下特意写上“(献给万年青合唱团)”。歌中唱到:“一盏灯照耀老年航行,啊朋友,那不是标灯,那是万年青的歌声。那歌声热情奔放,那歌声奔放热情,照耀着老年的第二次航行。一声春雷响彻万里云空,啊朋友,那不是春雷,那是万年青的歌声。听歌声热情奔放,听歌声奔放热情,强力的召唤着世界和平。”

  在住院50天后,王洛宾的身体越来越差了。他很着急,问医生,用了好药,怎么不见效?3月1日,孩子们瞒着王洛宾,已经在准备他的后事了。

  王海成一边在病房照顾父亲,一边拿出新疆军区草拟的《王洛宾同志生平》在审看。王洛宾感觉不对,命令王海成把拿着的纸张给他看。已经到这个份上了,还隐瞒什么?应该让他知道,让他审查。王海成把纸张递给了父亲。王洛宾的手在颤抖,他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看完,他无力地把手垂在床上,闭着眼睛,泪水从他的眼角流了下来。许久,他才说,你们应该让我早知道。大儿子王海燕问父亲,你知道上次手术是怎么回事吗?王洛宾说是良性肿瘤。王海燕告诉父亲,不是良性的,是恶性的。王洛宾啥话也没有说,又闭上了眼睛。他在想什么呢?是想以前的往事,还是想没有做完的事?

  当他知道已是生命晚期,他不想再多治疗。他问医生打一针要多少钱,医生说要一千多。王洛宾说,不要在我身上花这么多钱了,反正是治不好,把好药留给更需要的人。

  他给儿子们说生活不要追求奢侈,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只要一只箱子装不下的就都是多余的。他说什么,孩子就答应什么。他们心里想,我们受了那么多苦,早就养成了勤俭节约的习惯;再说就是奢侈,也没有奢侈的资本。他给儿子留下遗嘱,把一些能想到的事安排明白。

  人们知道了王洛宾已经是生命晚期,很多的慰问信、慰问电从各地纷纷发来。王洛宾的儿子都来不及应答。不少朋友来探望,王洛宾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就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他是没有力气说话?或者已经无话可说,或者勿需说话?

  新疆军区的领导来看望,王洛宾吃力地睁开眼睛,勉强地笑了笑,说,“你们很忙……你们走吧,这里不需要了……这里只要有医生就足够了……”

  这大概是王洛宾说的最后的话。那样体贴人,那样关心人,那样感人!王洛宾呀,你真是把中国艺术精神吃透了,把中国的人情世故看透了!——言有尽而意无穷呀!

  1996年3月14日零时刚过,王洛宾的心跳突然微弱,三个儿子连忙叫医生展开抢救。零时40分,王洛宾突然睁开眼睛看了三个儿子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慢慢闭上了眼睛。心电图上显示出一条长长的直线,一生追求理想,一生充满传奇的王洛宾停止了呼吸,离开了人世。

第32节:尾声

  王洛宾走了,带着部分的满足,也带着部分的遗憾。他的满足是,我的歌写出了我的心声,当然也是人民的心声,我相信它会长留人间,至少应该有500年。我的经历已经够丰富了,就这经历来说,上天待我不薄呀!让我的人生不苍白。他的遗憾是,我本想能活100岁的,我还有不少事没有做,还能写出很多好歌,可现在都来不及了。还有,过去那些经历,现在看着是历练,是风景,可当时差点过不了那些坎儿呀。“别时容易见时难”,“只是当时已惘然”,“梦里不知身是客”,“望崦嵫而勿迫”。古人的诗句把这种情感表达的真好!“完成了,但还有一些遗憾。”这是王洛宾晚年的心理基调。

  3月的乌鲁木齐,春意才刚刚萌发,大地依然笼罩在寒冷之中。3月20日,王洛宾的葬礼举行,天降大雪,可是前来燕儿窝殡仪馆的人很多,足有2000人。这里面有王洛宾的“歌迷”,有各民族群众,有王洛宾的朋友,也有新疆自治区政府、新疆军区、乌鲁木齐市政府等很多单位和部门的领导。他们都来最后为王洛宾送行。

  追悼大会挂的横幅是《沉痛悼念王洛宾同志》。这似乎也没有什么错,但当时就有人私下里议论,王洛宾先生当然是我们的同志,可他不但和我们是同志,他和马步芳也是同志,而且是很好的朋友,可马步芳和我们不是同志呀!

  新疆军区的领导宣读了悼词,悼词沉痛地悼念这位为人民写下无数优秀歌曲的作者,但重点却是表述王洛宾革命的一生,光辉的一生。

  雪花飘飘,花圈成片。人们肃穆,每个人心中悲伤和怀念的情感在低回流连。他们有人在注意听,看悼词怎样评价王洛宾;有人根本不在意悼词怎样评价,他们在哀悼和思念自己心目中的王洛宾。

  王洛宾若有在天之灵,他一定知道,这是人间需要的,他们这么做也是必要的;而现在,他已不在人间,这一切对他来说真的无所谓!李白杜甫名气大吧?李白杜甫对于活着的人有意义,对于我们后人有意义,而对于已经死了的李白杜甫来说,那个“符号”还有意义吗?真的是“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这不是人生的消极态度,而是强调生命的可贵!人生的难得!一切人都应该珍视生命,抓紧时光,让生命充实有意义,焕发出生命的光彩!

  王洛宾走了,他是到另一个世界去行吟,去歌唱?——这只是我们美丽的幻想。

  葬礼后,王洛宾的儿子开始张罗在北京寻找墓地,最后选在金山陵园。王洛宾的墓碑是一块巨大的黑色大理石,横卧式,上下短,左右长,非常庄重。碑的正面刻着墓志铭,背面刻着《在那遥远的地方》的词曲。

  王洛宾的墓志铭虽找多人撰写,几经修改,但实在说,写的很一般。倒是最后几句还差可人意。这几句是“……西部曲兮流于民唇,承洛宾兮识而传真。驹无伯乐兮无以千里,曲无洛宾兮中外寡闻。民间瑰宝兮撷之于民,人间绝唱兮得之于心。传歌之志兮可嘉可钦,洛宾之功兮青史永存。”

  1996年5月26日,在北京西郊的金山陵园举行了王洛宾墓碑揭幕暨骨灰安放仪式,来参加的各界人士很多,大概有500多人。王洛宾的儿子给母亲迁坟,使父母合葬一处。这是符合王洛宾的心愿的。

  仪式值得记述的是,著名指挥家杨鸿年先生的一段话说得很好,大概是听众和王洛宾的在天之灵都愿意听的。所以在这里郑重地记述这段话:

  “王洛宾先生坎坷的一生也是我们民族坎坷的缩影。他是属于人民的,他的音乐也是属于人民的。他的歌,他的心灵,明确着一个是奉献,一个是爱。他的歌为什么生命力这么强,?他的每一个音符都是发自内心、发自对民族的爱。”

  ——王洛宾你听到了吗?这才称得上是对你真正的表彰!这话,不是由哪个高官说出来才有分量,不是历数你受过什么荣誉获得过什么奖,这是对你心灵世界理解的礼赞!它可以称得上是你的真实准确的与你的歌曲共存的“口碑”!

  一个人的一生,如王洛宾,有这样的口碑就足矣!

  “无愧人生,有益时代,画好自己。”王洛宾大概是做到了!

  我一直觉得王洛宾和司马迁有某种联系,有某种相似。这联系和相似点究竟是什么呢?后来我明白了,司马迁是惨遭“宫刑”,下蚕室!他以顽强的意志写作《史记》,终于成为“重于泰山”的人!而王洛宾本质上也是遭受了“现代宫刑”,一个情种几十年过着鳏夫的生活,躲不过牢狱之灾!他也以顽强的精神为谱写和传唱“时代的歌,人民的歌”而隐忍存活。他采集、加工、创作了那么多好歌,这些歌有欢乐,有痛苦,有追求!王洛宾的努力,使他成为“有价值,能传世”的人,成为二十世纪知识分子在音乐界的一个代表!

  这是王洛宾与司马迁的相通处!

  ”我并没有变。只是照相师的对镜框把我向左边移,或者向右边移。这样,好像照片上的我就变换了立场。”王洛宾换了一种说法这样说。王洛宾,作为20世纪中国重要的音乐家,作为一个艰难时代的知识分子,他终于用工笔画好了自己的肖像—— 传统、有良知、坚毅、独立意志、内明!“完成了,或者还没有做完。”——王洛宾,你已经做得很好了!你完全可以欣慰地放下你的笔了。

  这肖像很不错!——了不起的王洛宾!

           《王洛宾评传》后记   郭德茂

 

  我基本上是用了一个暑假的时间来完成《艰难时代的传歌者——王洛宾评传》的初稿写作。在这个假期里,我经历了父亲去世的悲痛,也经历了孙子诞生的欣喜。这两件重要的事几乎在一起,让我更通达地理解生命。有生有死,生生不息,生命本身就是个历程。重要的是生命的质量,而这质量在本质上说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

  我在大学做教授,生活应该说还是不错的。这主要是因为我没有过多的名利奢望,并且能保守自己的独立意志和思想。

  我要教学,要搞科研,这科研不是指挥棒下的驱使的陀螺,而是对我自己感兴趣的问题作探讨。我没有申报什么科研课题,也没有获得什么重要的成果和奖励。我只是发表一些小文章,探讨一些具体的问题,比如《文学批评的三个路向》、《“以意逆志”辨》等等。我教学很认真,我上的课很受学生欢迎。首先我是要对得起我自己的时间,我不愿让这时间对我来说是浪费生命。我要在讲课中获得价值感、幸福感。其次是我的知识对学生是有益的,对他们将来的工作和人生都是有益的。他们交了学费,来学习,我作为老师,应该让他们获得优质的教育。还有,“后生可畏”,我不知道哪棵小苗将来能长成参天大树。给三五人上课和给几百人上课,在我眼里都一样。对学生肯定是有益的,而其中若有人成才,那就更让我喜出望外了。记得《圣经》里也有这样的意思:种子撒在干滩上、马路上,鸟儿啄食了,或许没有收成。种子撒在贫瘠的土地上,收成不多。种子撒在沃土中,收获是十倍甚至更多。《圣经》是要讲另一个道理,而我从这个故事中获得的是,我被时间和空间安排在这里讲课,由不得我选择把种子撒在哪里。我只有在这里老实劳作,希望能有所收获。

  我的这种想法和态度也来自我和王洛宾交往的启发。王洛宾根本不会想到,在他去世多年后,在他百年诞辰的时候,以前与他偶然交往的一个年轻人,会为他写“评传”!会与众不同地揭示王洛宾真实的思想情感,会说出王洛宾想说而不能说,或者想说而未来得及说的话,会对他所达至的精神境界做一披示。

  那大概是1992年,我考上了复旦大学博士生或者根本还没有考。我两次随新疆兵团作家、诗人贺维铭老师来到王洛宾的居所。王洛宾和贺维铭都是经历了人生巨大苦难巨大起伏的人,他们是朋友。我几乎是作为小字辈,作为旁听者,听王洛宾对贺维铭讲自己的故事,讲自己当时和当下的思想感情。他们真是坦开心扉了,而我也小心翼翼地问一些自己想知道的。王洛宾好像并不回避我,是看我相貌诚实?是感觉这小伙子还可以信任?是感觉贺老师信任的人也就应该是可以信任的人?他谈了很多很多。有过去的故事,有他此刻对被人恭维、赞美的看法,有他对人生的理解……

  长时间里,我有时想写王洛宾,有时不想写。我工作很忙,兴趣很广泛,王洛宾又没有说让我写他,我也不靠写王洛宾来获得什么,来靠他吃饭。我曾对同事说过,我有个私心,我连给我父亲都没有写传记,没有写他的故事。

  可是今年我突然想写了。我在写完《复旦博士》小说后就想写王洛宾了。不是因为王洛宾百年诞辰,要纪念。这完全是巧合。还有一些巧合,我这里不说。我突然感觉到我父亲和王洛宾有不少的相似,他们这一代有文化的人,在历史大动荡的艰难时代,就是这样,恪守着中华民族的传统,恪守着做人的本份。我父亲的故事当然没有王洛宾的精彩,但是他们的精神价值是相通的。我写王洛宾,不仅仅是写这一个人,是想通过他,写出这一代文化人的苦难、坚守和难能可贵!我要努力揭示他们这一代人的文化品格!

  把果酿成酒,苦难写成诗。我又想到了王洛宾和司马迁,他们都是苦难深重的,但是正如司马迁“发愤著书说”所述:“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司马迁的论述也是分明在烛微阐幽,抒发自己心底的忧愤,表达他的《史记》与他的人生遭际的内在联系。王洛宾不也是这样吗?没有王洛宾那些苦难的经历,就没有他那些优美的歌曲。如果说司马迁是通过《史记》实现了生命价值,王洛宾同样是通过他那些歌曲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述往事,思来者。”王洛宾说那些往事,他自己不便于说,不好说,不能说,来不及说。他是不是也“思来者”呢?社会上有很多人热爱王洛宾,想深入了解王洛宾。也有不少人道听途说,诋毁王洛宾。既然王洛宾在我面前曾有真情表白,我觉得我理解了王洛宾,理解了以他为代表的这一代人,我是不是应该是那个“思来者”的“来者”呢?

  我似乎有责任写!

  我做了不少案头准备,我去考察,我查阅资料,阅读相关书籍。我要吸收别人的研究成果,其相同者,不得不同,其相异者,不能不异。

  我读过不少的传记作品,外国有不少好的作品,而我更喜欢中国的。在我读过的中国同类作品中,我最喜欢的是司马迁的《史记》,陈寅恪的《柳如是别传》,林语堂的《苏东坡传》。这三部作品有很大不同,但其中有个相似点,那就是其作品不仅可以见到传主,还可以窥见那写作的作者。因为,对传主的认识,是作者襟怀、眼光、笔力的综合呈现。在这个意义上,没有作者,则无传主!

  我若写出了真实的王洛宾,一方面是他确实如此。我力求言之有据,无一字无来历。另一方面,也是我人生历练的一种方式,其中包含着通过解读王洛宾,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合起来说,这就是我所理解的真实的王洛宾。

      郭德茂 2013年9月7日下午记                (全文完)

附录: 郭德茂关于王洛宾的两篇文章。

传歌者王洛宾

  人们都称王洛宾是“民歌王”、“西部歌王”,而王洛宾则更喜欢称自己为“传歌者”。这是在他家里他对我说的。这除了他的谦逊之外,还有一层未被人们注意到的深意,那就是承传朴茂深厚的人类生命力,承传尊严高贵的文化精神。

  从西部的荒寒、粗砺、贫困、艰辛中探掘生命的热情和光辉,从最普通的人——农夫、村姑、马车夫、牧羊女——这些我们称之为劳苦大众的人身上撷取人性的善良和美丽,这并不难理解。问题在于,王洛宾的歌为什么能超越一般歌咏生活的层面,不是轻飘飘地粉饰生活,而是表达生活的厚重实情,并且上升到人类精神生活的理想层面,表现出洞穿乌云,光照四野的神性光辉或曰情理一统的朴实而又崇高的人类精神?比如他的《半个月亮爬上来》、《马车夫之歌》、《五朵梅》、《高高的白杨》、《亲爱的白兰地》等等。你得承认,他的歌中浸透着的文化精神来自民间,超越民间。而这,与他的经历和精神情感世界息息相关。

  王洛宾早年学音乐时,他的老师是一位著名的白俄女歌唱家,而且是沙皇的亲戚,有着皇族血统。这位白俄是在十月革命后出逃,跑到北京以音乐来维持生计的。在乌鲁木齐第二干休所的寓所里,王洛宾对我说——这位女教师修养很好,很有思想,她虽然不理解革命,恐惧革命,但她认为这是必然,并且对自己命运的变化外之泰然。她给王洛宾讲布加乔夫,讲十二月党人,她对这些人充满同情和钦佩。正是从她那里,王洛宾知道了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宾、穆索尔斯基等等,并且随着自己的生活阅历不断地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在很长一个阶段里,王洛宾贪婪地阅读着俄罗斯文学作品,沉浸在《伏尔加船夫》、《三套车》的文化气氛里。王洛宾对我说,在他的生涯里,那些最苦难、最顽强的老百姓,那个一落千丈的白俄女教师,对他影响很大。那么苦都能生存,都能找到生活的快乐;那么大的人生落差,也能领受命运。而且,俄罗斯文化中有着一种深沉而博大的东西,像犁铧犁开了黑土地,带着泥土的醇香,闪亮地,展现出来——已经过去了十年,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当时的这个比喻。

  我感觉到了,王洛宾是把俄罗斯文化中与我国劳苦大众相通的精神素质融汇在一起。在他看来,坚忍、顽强、善良、追求光明、歌咏自由,这是人类的真精神,最崇高最美丽的精神。传歌者要传的,就是这种精神之歌。在王洛宾的歌里,你能明显感到有一种“流浪”的情调,那是生活给他的烙印,是他追求自由的徽志,是他顽强抗争的呐喊,也是他艺术探索中努力追求的品味。他是自觉地把自己与人民大众与人类健康的精神情操联系起来的“传歌者”。

  有一次,王洛宾对我讲,极左路线时期,他被关在监狱里很长时间。吃不饱,连最起码的窝窝头、烂菜汤都吃不饱。活很沉重,受不了……还有虐待。毒打,忍受过去也就罢了,只是那毫不讲理、愚氓的无耻的没完没了的呵斥,简直让人受不了…… 曾经想过自杀,但总算是想到了还有那么多受苦受难的人,咱也应当挺住,是不是?——王洛宾笑了。我看,他一定想到了大西北山坳里的老百姓,想到了他的老师。王洛宾说,上帝是公平的,你能感受这种生活,就感受不到那种生活。同时上帝又是不公平的,这种不公平到处可见。要感受生活,珍惜生活。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哈密的少数民族狱友唱一首歌,很好听。他的饭量大,我就把自己的窝窝头给他吃,让他唱。我记下来,并且加以修改,这就是那支《高高的白杨》。王洛宾哼唱起来:“高高的白杨排成行,美丽的浮云在飞翔。一座孤坟铺满丁香,坟里睡着美丽的姑娘……”王洛宾接着说,轻飘飘的歌也可能一时好听,就好象顺口溜一样,而好的歌曲是既好听又有浓厚的意味。那才称得上是诗的歌。

  是的,只要你注意一下,你就会发现,王洛宾的歌无论是欢快的,还是沉郁的,都不只是简单的顺耳。仿佛欢快的浪花有深沉的大海作背景,而沉郁,是大海发出的悠长的叹息。如果把王洛宾的歌看作采自民间的花朵,那花朵其实是以深厚博大的人类共有的精神文化的土壤为基础的。从生活的底层发现素材,用深沉的人类共有的优秀文化精神去观照它,丰富它,完善它,把它由“果”而酿造成“酒”,由地方性的品位上升到崇高的优美的人类共享的品位,这大概就是王洛宾这个传歌者“来自民间,超越民间”的奥秘所在。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以为王洛宾不过是仅仅记录了一下民歌的看法,是皮相肤浅的。

  (注:这最后一句是当时针对著名的台湾音乐人罗大佑而说的。王洛宾也简要地说到了他,还有点生气。)

再说传歌者王洛宾

  2006年4月7日,我和几个朋友一起喝酒。话题说到了王洛宾。借着酒兴,我说起我所了解的王洛宾。几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名《传歌者王洛宾》,发表在《珠海特区报》上。前些日,在朋友的鼓动下,我也开了博客。朋友说,开博客如同开饭店,总是要有一些菜式供大家来点的。于是我就把一些旧文贴在了我的博客上,其中就有那篇文章。没想到,数日后有人读到它,在评论栏里贴了一篇文章,算是回应。这篇文章名为《怀念传唱爱歌的人——王洛宾》,写得很好,让我感动。

  我和王洛宾是怎么认识的呢?我的妻子是新疆兵团作协作家贺维铭的学生。贺维铭当年被打成右派,有着苦难的人生经历。文革后平反,去北戴河疗养,而王洛宾以同样的身份去疗养,共同的经历让他们一见如故,他们谈了很多各自的经历和感受,成为莫逆之交。一天晚上,月光如水,在银色的沙滩上两人久久徘徊。诗人贺维铭作了一首歌词,王洛宾很有感慨,第二天拿出了作曲。在这不久前,作为学生的我妻子正好给老师去了一封信,老师回信时很激动地将词曲全文抄录。这首歌曲至今未见发表,我将信及词曲保留着。我家里的东西比较乱,一直也没有顾得上翻寻。有时间的话我一定好好找找,估计不应该丢失。(我已找见。)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我和贺老师成了好朋友。就是因为这层关系贺老师带我两次去王洛宾家,同样是因为这层关系王老对我比较信任。我感觉,王老觉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朋友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可以信任,所以无话不谈。

  文革后第一篇写王洛宾的,就是贺维铭,文章发表在《绿洲》上,后来收入贺维铭的集子《我带走故乡的明月》。我清楚地记得王洛宾的家。那是在乌鲁木齐幸福路第二干休所,进得家门,是不大的客厅,左边即南边放着两张单人沙发,会客用。靠门一面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是他妻子的遗照。可见他们感情有多深。对面放着一张小饭桌,小饭桌旁边的门里可以看见有一架钢琴。

  我和王洛宾只有过两次认真的交谈,其实更多的是我在旁听,交谈的主角是他和贺老师。王洛宾谈到,他在国民党时代坐牢,是因为他是进步青年,不满专制统治。他在共产党时代坐牢,是因为它在反右时提过意见,更重要的是抗战的时候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在马家军里做过文职干部,负责文化宣传。当时马家军是抗日的,而马步芳对王洛宾的艺术才华很欣赏,甚至二人的私交还不错。王洛宾说,现在人们都说《花儿与少年》“春季里吗到了这……小呀哥哥”是青海民歌,其实那是马步芳作词,王洛宾谱的曲。

  王洛宾谈到一生中让他感动的几个女性。一个是卓玛,藏族千户长的女儿。关于这,人们已知道很多,我也没从他那里听到更多的内容。一个是叫作五朵梅——也许是叫作六朵梅或七朵梅的女人,她是开客栈的女主人。因为出天花,脸上留下白麻子,人们给她起了这个绰号。五朵梅长得漂亮,身材好,热情开朗,他的客栈里的客人总是住的满满的。赶着骆驼做生意的、过往教书的、到西北出差办公事的,都爱在她这里歇脚。五朵梅热情好客,干净麻利,善于周旋,很得人缘,把个客栈办得红红火火。据说她的婚姻不顺,被父母强逼嫁到东家,而丈夫死得早,给他留下这么个客栈。后来多年里,每当我想到五朵梅,就想到电影《新龙门客栈》里的女主角,想到阿庆嫂。然而又不是,他还有北方女性特有的坚忍、深沉、富于同情心,以及会疼人。五朵梅还有一副好嗓子,会唱许多自己编的好听的歌。王洛宾在她那里获得了不少青海、宁夏、甘肃一带的口传的民歌资源。有一次,围着炕上的小炕桌,五朵梅唱了不少歌,唱得激动了,五朵梅说,以后有机会我一定给你唱一首最好的歌,保准是你没有听过的。过后王洛宾常向她提起唱这首歌,五朵梅总是推托。我不知道王洛宾在那里住过多少时间,也不知道他们之间交情有多深,总之在王洛宾要离开那里的很多天里,五朵梅都怏怏不快,王洛宾也就不好意思再提让她唱歌的事。王洛宾走的这一天,五朵梅收拾得格外认真,穿上她最喜爱的衣裳。王洛宾和她道了别,踏上了黄土路。就在他走出一百多米远,突然一阵歌声从身后慢慢响起:

  走哩走哩着越走越远了,

  身上的褡裢轻下了,

  心上的心事重(种)下了,

  心上的惆怅重(种)下了……

  我只听王洛宾轻轻的慢慢的哼着这几句歌,我不知道这“重”的音是“种”还是“重”。(“惆怅”好像很文雅,其实是西北的口语,老百姓都这么说。《南方周末》发表时删去了这一句。)

  王洛宾给贺老师和我说到这里时动情地从坐着的沙发上站起来,一只胳膊向后伸开去,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幕,在阳光照射着的红褐色的高坡上,五朵梅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哽咽着唱这支歌。后来王洛宾记写了这首歌,歌名就叫《五朵梅》。不过我从没完整地听过这首歌。

  王洛宾讲到他的妻子。我甚至不知道也没有记下他妻子叫什么名字。他只是说,她跟他受了很多苦,很不容易。她爱他,他也很爱她。

  我轻轻的说到了三毛,王洛宾的话一下子少了,话音低了。他说,是的,是有这么回事,三毛给他写了信,并且来看过他,可是他婉转的回绝了。王洛宾说,三毛人很好,很聪明,他很感谢三毛,感谢她瞧得起我。王洛宾说,我已经老了,再说,再说,可是王洛宾没有再说下去,他的眼睛望了望墙上的照片。根据我的理解,王洛宾拒绝了三毛,一是因为自己老了,二是因为他和妻子的感情太深。

  和王洛宾两次深谈,我还知道王洛宾有一支非常好听的歌曲,叫《亲爱的白兰地》,是他作词作曲,不过我是一直没听过也没见过它的词与曲。王洛宾说这支歌曲后来成了澳洲或美洲某个著名乐团的团歌,是每次音乐会的必演曲目。而在我们这里,因为写了酒,怕人们成了酒鬼,所以不让演。王洛宾说到这里笑了。旁边的贺老师说,那是多么好的歌啊,怎么会让人成为酒鬼呢?我看得出,在贺老师眼里,那是王洛宾最好的歌曲之一。后来我从贺老师口里多次听到他说那首歌如何如何好。王洛宾说到那首歌的来历。粉碎了四人帮,王洛宾终于出狱了。女儿来看他,给他带来了一小瓶白兰地,是一种小扁瓶的,我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王洛宾很激动,见到了自己多年不见的女儿,还有酒,并且是白兰地,多年没喝过了,就在改革开放的初年,白兰地也是很难见到很难买到的。王洛宾泯了一小口,又泯了一小口,他小心地盖紧盖儿,把它装在胸前的口袋里。当天王洛宾含着眼泪久久地坐在琴前,写下了这首歌。我不知道那是怎样的一首歌,它一定是很感人的。那瓶酒慢慢地喝完了,但那小酒瓶王洛宾一直留着,买来白酒,把它倒在里面,慢慢喝,没事时常拿出来摩挲把玩。不知现在这支小小的酒瓶还在不在、在哪里。王洛宾还说到他的儿子,好像是两个儿子,受了很多苦。

  王洛宾说到他的歌曲创作是“把果酿成酒”。这话给我的印象很深。

  这事过了几年,贺老师也生病去世了。不知其他人还知不知道这些事,但愿我所知道的王洛宾的事能得到其他方面的印证。

谨以此文纪念王洛宾先生去世十周年,也纪念贺老师。

  附:

  王洛宾未发表的歌

  我整理家里的东西,终于翻出了那封信,信中有贺维铭作词、王洛宾作曲的那首歌。

  我把它贴在这里:

  bE 调 4/4 傍晚,我走在海滩上 维铭 词

  仿古风 洛宾 曲

  夕阳染红了大海

  傍晚我走在海滩上

  心儿呀一阵阵惆怅

  莫非你丢失了什么

  是在烟波浩淼的远方

  还是在我寂寞的心上

  夕阳染红了大海

  傍晚我走在海滩上

  想起那善良的姑娘

  莫非你丢失了什么

  你那温柔多情的话语

  为我抚平多少悲伤

  夕阳染红了大海

  傍晚我走在海滩上

  往事像迭起的海浪

  莫非你丢失了什么

  时光赠我如雪的白发

  一片海天茫茫一阵阵惆怅

  作者:郭德茂,上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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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难时代的传歌者》- 郭德茂 — 2 Comments

  1. 《艰难时代的传歌者——王洛宾评传》已经有了第二稿。第二稿作者修改了一些错别字,增加了一些材料,并对一些问题做了更深入和准确的评论,比如与罗大佑的误会和矛盾。第二稿见“凯迪”的“猫眼看人”。
    此外,作者郭德茂还写了一个简单和相对粗糙的电影文学剧本,《传歌者》,也见“猫眼看人”。

  2. 这里刊载的是初稿,作者已经写了第二稿,有所增补和修改,刊载在“凯迪社区”的“猫眼看人”上,读者如果有兴趣,可参读。谢谢编辑和读者!——作者郭德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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